民间纠纷官司化的原因和对策/骆玉生
时间:2024-07-23 00:46:33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279
民间纠纷官司化的原因和对策
骆玉生
据3月19日《人民政协报》报道，河南省巩义市农村的两位邻居，因为一家的羊吃了另一家的一片青菜，双方争执不下诉至法院。此事在法院打了五年官司，最后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一起普通的民间小官司，竟然要用五年的法律诉讼来判定对错，诉讼成本可谓不低。但是，目前这种现象却在一些农村有愈演愈烈之势，使得不少民间纠纷官司化。
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像这类民间小官司通过诉讼渠道去解决，表明经过近二十年的普法宣传，老百姓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在增强。他们能勇于拿起手中的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讨一个说法”。这是一件好事。但从消极意义上来说，邻里间的一次小小纠纷，竟然在庭里庭外耗费了五年多时间，成本的确很高。从这一点上来说，却又不是值得称道和提倡的。
产生这样的情况，笔者认为，可能有下面几种原因：
一、人民调解组织的涣散和调解功能的弱化。我们知道，解决民间纠纷的渠道有多种。在社区、农村有村（居）民调解委员会，在乡镇办事处有司法所。此外，还可以到人民法院去诉讼。在笔者幼时的记忆中，是小事（纠纷）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而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说与一些基层调解组织涣散、调解员责任心不强、工作效率不高有一定的关系。调解组织调解民间纠纷无非有两种结果。一是调解成功，二是不成功。如果调解成功，那还好，当事人双方和调解组织都感到满意。如调解不成功，调解组织花了人力、物力不说，有时还难免得罪一方当事人，有时甚至是两方都不满意。由于基层调解组织调解纠纷时不收费或收费很少，而要进行调解又需要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因此，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有些基层调解组织调解民间纠纷的积极性不高，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调解的当然好，不能调解的就让当事人到法院去起诉。因此，一些本该能在基层组织解决掉的纠纷，最后也还是要通过法院才能解决。基层调解组织不愿花过多的精力提高调解水平，解决民间矛盾，难以使民间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
二、一些媒体在法制宣传过程中，过分强调当事人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忽视宣传当事人互谅互让，通过达成调解协议而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现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网络办了不少法制宣传栏目，有的知名度还比较高，拥有一定的受众。媒体所请到的嘉宾一般是教授、专家、律师。他们一般侧重于纯理性的法律思考分析案情，作出参考性评判，有意无意地给受众传递了一种纯理性的法律理念。在一般的节目报道中，编辑、主持人往往选择当事人双方争议较大、情绪比较对立、矛盾不可调和的案例。仿佛不选择这类案例，就不能达到宣传效果，就不能达到较高的收视率、收听率和阅读率，就显示不了他们的水平。他们认为如果调解结案，会给当事人一种“和稀泥”的感觉，不能起到“普法”宣传的效果。他们侧重于宣传实体法律条文，指导当事人和受众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当然，这样做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们忽视了维护自身权利的成本宣传和社会后果，忽视了调解这一“东方特色”在解决民事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和良好的社会效果，忽视了判决结案所带来的上诉、申诉和上访等一系列社会后遗症。这无疑会给人以缺憾。而且，这样往往容易误导众多的受众。由于媒体自觉不自觉地误导，促使老百姓产生了一旦涉讼，就要“争个清楚明白”的意识。
三、法院过分追求案件的法律效果，强调诉讼效率。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法官忽视中国的国情，忽视调解手段在诉讼中的重要作用，不愿耐心细致地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使得一些本来能调解结案的案件最后作判决处理。这样，使得当事人进行上诉、申诉，案件进入二审或再审程序。官司最后打下来，当事人双方都劳民伤财、怨声载道、得不偿失。有时还造成当事人无休止的上访。
四、当事人狭隘的诉讼心理。如前所述，随着老百姓的法律意识的觉醒，在多数老百姓眼里，法律诉讼是解决民间纠纷的最佳选择，任何纠纷都可以通过诉讼解决。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很多本来可以化解的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通过诉讼解决后，反而给当事人的心理带来很大的压力。纠纷一旦到了法院处理，老百姓一般会觉得既然已撕破了脸皮，就应“争个输嬴”、“讨个说法”，没有必要进行协调、让步。至于诉讼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比较浓厚，老百姓对诉讼有一种陌生感、新鲜感和好奇感。一旦身陷其中，难以从中解脱、自拔。
笔者认为，解决“民间纠纷官司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
首先，切实加强人民调解组织的建设，提高人民调解员的调解水平。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人民调解曾一度发挥过重要作用，取得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现在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技术和文化的同时，西方也在学习、仿效我们具有东方特色的调解制度。因此，我们不能放弃在解决各种纠纷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调解制度。我们知道，只有是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司法制度也不例外。我们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应该主动担当起“社会第一道防线”的重任，提高自身素质和调解水平。相关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群众自治组织也应该从政治的角度对人民调解工作予以重视，并加大民间调解工作的资金和物质投入。实践证明，这方面投入的回报是难以用数字来衡量的。这也是一种发展和环境投资，是很划算的。因为这样能取得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的良好效果。
其次，要加强和改进普法工作，注重宣传调解结案的社会效果，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各种媒体在我国的普法宣传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电视和广播。我们希望有关媒体在宣传法律的时候，注意选择一些能体现人文情怀的案例，加大调解案例的宣传报道。而在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和普法宣传中，不妨采用传统的“小喇叭”、宣传栏、巡回法庭、街头宣传台等直接与老百姓接触的形式，使他们知道民间纠纷及时得到调解的好处。这样，树立人民群众正确、经济的维权意识，让他们安心发展经济，杜绝不必要的滥诉和讼累。
第三，增强民事审判法官的调解意识。在法院司法改革过程中，不宜过分强调“一步到庭”、“当庭宣判”，而要实事求是，具体案件具体对待。坚持能调则调，需判则判，尽量多调少判。同时，对一些邻里纠纷、家庭纠纷、轻微伤害、小额诉讼等案件，可以增设“调解”前置程序。在调解前和调解时，注重加强法律宣传教育，使当事人知道多种维权的途径和渠道，了解调解结案的可能性、必要性和优越性。让当事人了解调解结案的优点和好处。另外，法官也要提高调解水平，提高调解结案率。法院可以把调解结案率作为法官年终考核的一项重要依据。这样，也能使法官在有限的工作时间内集中精力钻研审判理论和业务，重点审理好疑难案件和复杂新型案件。
最后，要加强对当事人的心理研究，通过法律宣传，说服教育，使当事人摒弃错误的诉讼心理。法官、司法员和人民调解员的工作是查明案件事实，运用法律解决纠纷。但他们的工作对象是活生生的当事人。而要做好解决当事人纠纷这项复杂的工作，就必须了解当事人的心理，使他们了解到打官司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民间纠纷途径。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佳的维权途径。纠纷即使已进入诉讼程序，也要争取花最低的成本，及时解决。使当事人知道诉讼外调解、庭外和解比对簿公堂更有利于民间纠纷的缓和与化解，让他们走出“不蒸包子争（蒸）口气”的心理误区。从而使他们集中精力全身心地进行经济建设，在奔小康的大道上迅跑，早日过上富裕、文明的新生活。（如需转载，请事先联系）
作者单位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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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在虚拟中构建真实法治文明
唐时华
《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今天由国务院新闻办在京发布，字里行间，中国互联网十六年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
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现在中国的网民有4亿之多。他们活跃在网络上，在这个自由的空间里，他们畅所欲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发表着对这个社会的看法。他们的声音反映了网络社会的“网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的活动，常常给予各个机关以无形的导向性作用。因为在网络世界中，网民畅所欲言，直接表达观点。因此，国家在进行活动时，也往往要关注网民意见，也将此作为决策的参考因素之一。作为一个可以看出，由于网民群体的特殊性和网络自由的特点，网络在当代社会具有很大的作用，难以取代。
十六年，是中国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一个历程，十六年，锻造了一个交流、共享、互动的积极表达、参与机制，中国政府和数亿网民的努力和汗水，印证着这个时代真实的法治文明。
在这十六年的互联网发展历程，其实也是中国法制建设飞速发展的十六年。网络给中国法制建设带来了清新之风。也对我们的司法工作走入民众，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网络的透明、公开和快捷，让我们的司法工作者已经不能不关注网络舆情了，法官也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以闭门造车的方式坐堂问案了，“老黄历”式的观念，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工作需要了。这不单是互联网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新时期人民法院和法官面临的无法回避的新问题。在这个“人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的年代，在这个人人都是新闻记者的新时期，中国的法院和法官承担者在一个全新的领域传播法治的任务。
在互联网已经形成的客观情况之下，也要求我们对随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思考：
首先，就是新时期法院法官审判案件方面的要求。在新的时代之下，法院的法官不能再仅仅只会坐堂问案，而应该对与案件相关的社会以及网络舆情进行认知和分析。知晓网络舆情，实际上就是对社情民意的把握。只有把握了社情民意，我们才能知晓民众所需，司法才能更加被人所接受，司法判决在广泛听取声音的基础之上也才会获得更大的公正性。公正性的判决也会使得法院以及法官的判决在人民心目中获得更大的权威。有利于司法权威性的加强。
其次，司法机关如何同媒体打交道。司法机关要树立正确的“媒体观”。要建立健全机制，公正司法，还要注意与媒体的有效沟通，把最真实信息公开并传递给广大人民。我们要着力构建一个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良好环境，实现媒体与司法的双赢。这样的尝试已经有很多，比如，召开新闻发布会、实行重大案件的通报机制、开通民意沟通邮箱、实行法院法官的网络访谈等等。
再次，我们在关注舆情的时候，应该有正确的认识。网络舆论就是真正的民意吗？显然不是。网络舆情只是一部分民众的意见，远不能代表全国十三亿的中国民众。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除了网络新闻之外，还有更加广泛的声音要去发现，我们不能仅仅只关注网络新闻。此外，舆情并非只是存在于网络，其他的比如手机短信、电视、平常的民众话语等等。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去粗取精，把握住真实的民意，而最关键的是：不能丢失法律原则这个最根本的民意。
法治天下，网达万家。十六年，在网络时代之下，民众通过互联网表达真实意愿，参与国家治理的时代已经到来。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都怀揣着一个富国强民的心愿。互联网，在中国坚实的大地上，用自己丈量的脚步，传承着民族振兴和法治和谐的共同理想！
作者单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林业碳汇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有着重要作用。目前国际上已经开展了林业碳汇交易项目，既改善了生态环境，又为林业碳汇经营业主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作为国际林业碳汇交易产品主要提供方的中国林业碳汇经营业主，如何在林业碳汇交易合同中避免林业碳汇交易风险，以此保护自己的利益，是开展林业碳汇交易项目急需解决的问题。
确定林业碳汇交易合同所适用的准据法
在国际林业碳汇交易中，林业碳汇交易合同所适用的法律至关重要，它将决定签订的林业碳汇合同的有效性、履行方式、违约责任的承担以及林业碳汇交易的仲裁、司法管辖等等关键的问题。在我们已有的碳交易实践中，很多碳交易都是以英国法作为碳合同适用的准据法。我国作为林业碳汇交易项目的主要输出国，如果合同的适用准据法是国外法律，将非常不利于保护我方的利益，因此应该选择适用我国法律。原因有三：一是国际林业碳汇交易中介机构及金融机构有着丰富的国际碳交易经验和法律经验，相比之下，我国的林业碳汇交易才刚刚起步，在从事国际碳汇交易方面的经验还相对弱势，如果应对方要求适用对方所在国家或地区法律，将加重我方的履约风险和法律责任风险；二是虽然国际上现在通常把英国法作为国际商事交易的准据法，认为它相对公平，但英国法的法律体系及法律风格与我国法律不同，如果林业碳汇交易合同适用英国法，一旦发生纠纷，我国国内的林业碳汇经营主很难适应其判例法规则，从而陷于被动；三是依据国际法的最密切联系原则，我国作为林业碳汇交易项目所在地，在我国开展的林业碳汇交易合同本身就应该适用我国法律。这样就避免了由于合同适用了他国法律，因而增加了我方聘请律师、研究国外法律的成本问题。此外，必须注意的是，即使在合同中约定了适用外国法律，但是如果林业碳汇交易的买方当事人以适用外国法律这种方式，来规避我国对林业碳汇交易项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则该林业碳汇交易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协议下的争议仍应当适用我国法律。因此，对于林业碳汇交易的买方要求约定合同适用其所在国家或第三方国家法律为准据法的要求应当慎重考虑，避免加重我方的履行风险和责任。
保证林业碳汇交易合同的有效性
合同的效力是指依法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法律拘束力。在林业碳汇交易过程中，鉴于林业碳汇交易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由法律拟制出来的交易，因此，此种交易行为必须综合考虑对环境保护、社区利益以及先进技术转让等多方面的影响，这就使得林业碳汇交易合同的生效性问题比较复杂，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商业含义。林业碳汇交易合同的标的物虽然是法律创设出来的，是一种虚拟的、无形的财产权利，但从林业碳汇交易合同的性质来看，林业碳汇交易仍然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应适用我国合同法的一般原则；但由于林业碳汇财产权的特殊性，它关系到全球的温室环境问题解决，因此，它的处分又不能完全同于普通的交易标的物，应制定相关的法规，确保林业碳汇交易的顺利实现。林业碳汇交易合同的有效性是合同成立的前提条件。采用要件登记生效方式可以保证林业碳汇交易合同的效力。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虽然开发林业碳汇交易项目的潜力很大，但同时在开发过程中存在很多自然、政策、政治和交易等方面的风险，通过要件登记形式，可以赋予林业碳汇交易合同以更强的对内的约束力和对外的对抗力，从而保障林业碳汇交易的顺利进行；二是采用要件登记生效的方式还可以保证林业碳汇交易合同体现保护环境的内在价值。通过对林业碳汇交易合同相关要件的审查，只有满足必须的要件才予以登记，可以确保所进行的交易是符合法律规范的，从而可以减缓温室气体效应，更好地保护环境。
规制林业碳汇交易权利的转让
在林业碳汇交易中，买方享有如期、按质获得林业碳汇信用指标的权利，卖方享有按照合同约定获得交易价额的权利。买方的主要义务是支付林业碳汇交易的价款，卖方的义务主要是运营交易项目，从而使其能按照合同约定产生林业碳汇交易标的，因而卖方的义务有更多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因此，林业碳汇交易合同中对卖方转让其提供交易标的物义务的限制条件更严格，对买方转让权利的限制相对较少。
由于林业碳汇的自然禀赋，林业碳汇的生产期限一般比较长，可能由此导致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风险，因此，在林业碳汇交易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交易双方的履行能力可能会收到严重影响。为了保障最终实现合同目的，交易双方有必要在签订林业碳汇交易合同中约定权利转让条款。可以在合同中约定：未经买方的书面同意，卖方不得向其他任何第三人转让或者转移其在本合同项下的林业碳汇信用指标，任何未经同意的转让行为皆为无效；买方享有向其他第三人转让其在合同项下的部分或者全部林业碳汇信用指标的权利。
构建林业碳汇交易的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的约定是林业碳汇交易合同中很重要的条款之一，林业碳汇交易买卖双方可以在交易过程中约定违反林业碳汇交易合同的法律责任，该条款对分配交易双方的责任承担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林业碳汇交易买方的主要义务是按照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地向卖方支付林业碳汇交易价额。根据林业碳汇交易合同的约定，在卖方违约的情况下，林业碳汇交易买方可以享有获得违约金、替代履行、损害赔偿以及中止、终止履行合同等方面的权利救济。一是获得违约金的权利。如果林业碳汇交易合同以我国合同法为准据法，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违反林业碳汇交易合同的违约金方式，既可以是根据违约时的情况双方决定支付一定数额的林业碳汇交易违约金价款，亦可以是双方事先约定因违约所产生的林业碳汇交易损失额计算方法。二是要求替代履行的权利。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在林业碳汇交易卖方不能如期交付林业碳汇信用指标时，卖方负有交付替代性林业碳汇信用指标的义务。三是获得损害赔偿的权利。林业碳汇交易买卖双方可以在合同中就卖方不能按期、按质地交付林业碳汇信用指标，从而对买方造成的损害赔偿进行约定。四是单方中止合同的权利。在卖方发生违约行为之后，视卖方违约行为严重程度之不同，买方有权选择单方面中止履行其相应的义务，来避免进一步扩大经济损害范围。总之，当林业碳汇交易双方皆不能控制某特定风险时，除了可以采取将该风险恰当地反映在林业碳汇交易合同中之外，还可以在起草相应条款时留有一定余地，同时允许协议方在该风险发生时选择终止协议或其他灵活的违约救济手段。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