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巴西


中国巴西签署联合公报（全文）


　　2004年5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巴西总统卢拉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联合公报》。公报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联合公报

　　（二OO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值此中巴建交三十周年之际，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的邀请，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于二OO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巴方七位部长、六位州长、一位参议员、十位众议员，以及由四百二十多人组成的企业代表团随行。

　　访问期间，胡锦涛主席与卢拉总统在亲切友好气氛中举行了会谈。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有益的交流。双方签署了多项加强双边合作的文件。双方认为，卢拉总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果，将进一步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双方一致认为，中巴建交三十年来，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令人满意，各领域合作均取得重要成果。为进一步充实中巴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同意在以下四项原则指导下发展两国关系：（一）坚持平等协商，增强政治互信；（二）坚持互惠互利，扩大经贸往来；（三）保持磋商协调，加强国际合作；（四）推动民间交往，增进相互了解。

　　双方回顾了两国在经贸、科技、社会、文化等领域重大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认为中巴合作极富潜力。双方同意根据上述原则，落实已签署的合作协议，不断拓展双边合作的新领域，为两国人民谋取更大福祉。

　　双方决定成立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指导和协调两国关系的发展。该委员会中方主席为吴仪副总理，巴方主席为阿伦卡尔副总统。高层委员会的运作方式由双方通过外交渠道商定。

　　关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巴方祝贺中国首次成功发射绕地轨道载人飞船。两国元首对中巴地球资源卫星项目的顺利发展和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继续开展遥感应用领域的合作将进一步扩大双方现有合作成果，并将能为第三方提供上述卫星项目的有关服务。

　　双方注意到两国经贸联系日益密切，双边贸易额连年增长。巴方注意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并承诺将本着建设性精神，研究关于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双方重申将共同致力于两国经贸合作的长期稳定发展，并提高合作质量。

　　双方对两国大型企业在访问期间签署或宣布的重要合作文件表示满意，对由四百二十多位企业家组成的巴西企业代表团随访并取得良好成果感到高兴。双方祝贺中巴企业家委员会成立。

　　巴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三十年来巴西对外政策的一贯立场。巴方赞同中方关于台湾、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反对任何旨在制造分裂、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和导致“台湾独立”的单边言行。中方对巴方的上述立场表示赞赏。

　　双方均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认为这是应对全球及地区性威胁和挑战，以尊重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为基础，预防及和平解决分歧的根本要素。

　　双方重申支持加强联合国的权威及其在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促进发展方面的核心作用，认为有必要对联合国、包括安理会进行改革，支持通过对安理会进行必要和合理的改革，加强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以使安理会更具代表性和民主性。中方重视巴西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支持巴西作为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中发挥更大作用。中方愿在此问题上与巴方加强沟通与合作。

　　双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一致认为反恐应采取综合措施，标本兼治。双方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

　　双方认为全球范围内发展问题日益重要，主张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消除贫困、歧视和不平等现象。中方对卢拉总统积极致力于消除贫困的努力表示赞赏。双方同意加强两国政府在这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全球减贫事业。

　　双方呼吁对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挑战给予关注，重申在平等基础上巩固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认为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将为促进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应优先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在此意义上，双方强调农业谈判的核心作用以及二十国协调组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双方愿继续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加强相互协调，推动谈判取得体现各方利益，特别是发展中世界利益的结果，使其真正成为“发展回合”。

　　双方重申在《维也纳行动纲领和声明》中确立的人权的普遍性、不可分割性和非选择性原则。强调全面实现发展权至关重要，并重申促进和保护人权应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双方均不赞同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采取不同标准，重申将加强两国在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方对巴方在日内瓦人权会上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

　　双方认为，各自所在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有利于促进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中国对巴西为推动拉美一体化所作的积极努力表示赞赏和支持，巴西称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亚洲安全、稳定、发展与合作的重要促进因素。

　　双方认为，中巴战略伙伴关系是中拉关系和亚拉跨地区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将继续致力于中拉、亚拉关系的不断发展。巴方支持中国继续与拉美国家和地区组织开展互利合作，支持中国成为美洲国家组织观察员和泛美开发银行成员。中国支持巴西更多地参与亚洲发展进程，加入亚洲开发银行。

　　双方强调，中国和南方共同市场经济互补性强，发展经贸合作前景广阔，强调应不断完善中南对话机制，并就开展自由贸易等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深入磋商。

　　卢拉总统对访华期间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表示感谢，邀请胡锦涛主席在适当时候访问巴西。胡锦涛主席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

　　 胡锦涛 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

　 （签字） （签字）


许德风 北京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担保物权 抵押权实现 强制执行的暂时中止 所有权保留 让与担保 自动中止
内容提要: 担保物权的实现既涉及精细繁多的技术规范，又涉及取舍难断的价值考量。破产的发生，进一步增加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本文的分析表明，在价值选择层面，应在承认担保物权效力的同时，对其在破产程序中的实现加以适当限制，以促进破产财产整体价值的最大化。在技术规范上，基于美国与德国相关制度的比较分析，并结合我国实践，文章认为我国《破产法》在解释上及未来可能的修正中，应扩大中止制度（第19条）的适用范围，同时应借鉴美国法与德国法的规定，对担保债权在中止期间的利息给予适当而非过度的保护。在破产清算与破产和解中，我国《破产法》关于担保物权人享有不受限制的独立变现权的规定，会影响清算程序中破产财产最大价值的实现及和解协议的可行性，应修正为既限制担保物权人的变现权，又允许其参与破产程序并享有表决权的制度安排。在破产重整程序中，除应尊重当事人自愿达成的重整计划外，也应适当参酌比较法上的规定，于重整计划的表决分组时，更细致地体现担保物性质的差别，于确定对担保物权人的补偿时，在肯定补偿的基本精神同时，也和中止制度一样，设置必要的限制。


“信贷”是自古有之的事物。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个词中所包含的“信”的因素变得愈加淡薄。长久以来的借款实践中，放款的基础早已不再是信用本身，而是各种各样的担保（或者说信用已异化为担保）。担保物权的实现，多源于债务人未能如期清偿债权。鉴于担保物权的实现常会造成担保物价值之外的其它损失，如必要设备或厂房被拍卖会增加额外的停产与重置成本，若仍具有清偿能力，债务人通常不会选择让债权人实现其担保权的请求，因此担保物权实现之时多是债务人陷入破产、无力腾挪之时。

在绝大多数国家，随着担保制度的完善和担保物范围的扩张，企业破产时，其绝大多数资产上通常都会附有各种各样的担保物权。在这一背景下，破产程序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清理和实现担保物权。该工作同时涉及物权法和破产法两个部门，技术性强、复杂度高，我国的实务操作尚不成熟，相关的理论著述[1]主要集中在对别除权性质的抽象讨论上，对具体实现规则的讨论仍不充分。另外，近年涉及执行、破产拍卖的贪腐案件迭出，固然与大的司法环境有关，具体制度不清晰、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希望本文有助于厘清与该制度相关的理论与规范。

一、导言：破产别除制度的基本理论
对担保物权正当性及其必要限制的理论基础，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阐释。一是以自由为基础的解释。在一般的债之关系中，债权在性质上属请求权，债权人仅能就债务人的一般财产受偿，而无权对债务人进一步的财产处置，包括在财产上设定担保提出异议（且不说某些情形下债权人放款时债务人已经在财产上设置了担保并进行了公示）。不过，须注意的是，除了自愿承担债务人责任财产变动风险的自愿债权人外，还存在非自愿的债权人。实践中，可能发生的情形是，在此类非自愿债权人已经存在的情形下，债务人（的股东）仍通过为他人设定担保而转移其财产，并借助破产与有限责任制度逃避清偿义务。在前一种情况下，债权人的自愿接受可以作为担保权正当化的依据，而在后一种情形下，担保权人便不能够援引该项自由主义的道德哲学观念正当化其担保权。在这个意义上，设置相应的制度，限制债务人对其财产的自由处置，限制担保权人的权利，以保护少数非自愿债权人的利益，是有依据的。二是以福利或效率为基础的解释。在担保权人的利益得到完全充分保护的情况下，可能会使债务人有便利以损害普通债权人，尤其是非自愿的普通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从事过于冒险的、整体无效率的经营，造成社会福利的减损。因此，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也有必要对担保物权进行限制。[2]

当然，上述两项理由仍不足以得出应对担保物权实行激进限制[3]的结论。担保物权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制度。人们自愿接受与使用它本身，可很大程度上证明其合理性。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论证担保物权负外部性的存在，但从美国或德国经验研究看，现实中这种效果并不明显。[4]可能的解释是，这些国家通过在破产程序中限制担保权的实现，极大地消除了这种负外部性。以下重点从法律制度与规范的角度，详细阐述担保物权在破产程序中实现的技术安排及其中的法理依据，为这一假设寻找可能的论据，并在法律技术上为我国法的未来发展提供参照。

二、破产程序中担保物强制执行和变现的暂时中止
担保物权人在破产程序中首先要承受的限制是其变现权的（暂时）中止行使。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债务人责任财产最大化，提高破产清偿率。[5]理论上认为，如果没有类似制度，债权人会在债务人（濒临）破产时竭力抢夺和瓜分其现存财产而忽略债务人企业的继续经营价值（going concern value），产生所谓的“公共池塘”（common pool）问题，使通过破产程序清理债务人财产的目的的实现丧失必要的基础。[6]

基于以上考量，我国《破产法》也规定了暂时中止制度。但是，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其效力是否及于担保物权，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担保物权，都欠明确。[7]有学者认为，有物权担保的债权人即别除权人就担保物提起的执行程序，不应受中止效力的约束，除非当事人申请的是重整程序。[8]清算程序下担保物权是否应在破产程序中受到更多的限制？如何制定合理的限制规则？现行《破产法》第19条规定破产保全措施自破产案件受理之日起生效，是否妥当？[9]限制期间如何对债权利息与担保物的价值减损进行补偿？另外，限制与否的问题在重整程序中虽然不存在，但限制如何具体执行，如何认定“担保物有损害或价值明显减少的可能”（第75条第1款），如何补偿担保物权人限制期间的损失，也还有待明确。

比较而言，对上述问题，德国《破产法》（Insolvenzordnung[10]）与美国《破产法》都有全面而具体的规定，很值借鉴。以下详述担保物权在破产程序中的变现制度。

（一）美国破产程序中担保物变现的自动中止
美国法上担保物权也分为动产担保和不动产担保两大类。其中，不动产担保主要由州法调整，包含抵押（mortgage）[11]、信托抵押（deed of trust）等形式，动产担保则形式多样，包括动产质押、权利质押，目前被冠以“担保权”（security interest）整合在《统一商法典（UCC）》第9编。[12]与德国法（见下文详述）不同的是，美国的破产保全制度并不区别对待动产和不动产担保物权。根据美国《破产法》第362条，破产申请一经提出，即可触发自动中止（automatic stay），暂时中止任何影响破产财产的行为。

（1）在财产范围上，凡属于“破产财产”（property of the estate）的任何“法律或衡平上的利益”（all legal or equitable interests），皆受制于自动中止制度。例如，在债权人保留所有权的财产上，债务人即购买人也拥有“衡平上的利益”，因此债权人虽为名义所有权人，但仍不得实现其“所有权”，取回其物。

（2）被中止的行为类型包括法律行为、事实行为，还包括行政行为、司法行为。[13]例如，担保物权人原本享有的申请法院为强制执行（judicial foreclosure）的权利，以及在约定了出卖权条款（power of sale clause[14]）条款的情况下自主出卖担保物的权利，在破产开始后不得行使。

（3）在法律效果上，违反自动中止的行为通常为无效，行为人要赔偿债务人或其他相关当事人的实际损失，在特定情形下，还可能被判处惩罚性赔偿。[15]因此实务中极少有债权人违反自动中止制度。[16]

1．自动中止的解除
在美国《破产法》上，担保权人是可以通过“动议”（motion）寻求自动中止的“解除”（relief），以便实现其担保物权。在程序上，根据第362条e款，在该动议提出后，法院应当在30日内进行“预听证”（preliminary hearing），对动议的形式要求进行审查，并应在此后30日内进行“正式听证”（final hearing），对实体问题进行审查。[17]若法院认可有关动议，则可以裁定终止或修正自动中止（如设定条件）。适时提出解除自动中止的动议，有助于敦促债务人或破产管理人及时处置破产财产，或尽快提出破产财产处置方案。在实务策略上，债权人的律师通常被建议谨慎选择提出申请的时机，若申请过早，虽可能及时地解除中止，但也可能被法院认为申请的合理性欠充分，属意气用事而被驳回。[18]从实体上说，自动中止的解除，当事人要提出“充分的理由”（cause）。美国《破产法》上承认的主要理由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有关担保物缺乏“充分保护”（adequate protection）；其二，债务人对担保物不享有“权益”（equity）且担保物对于“有效的破产重整”（effective reorganization）不属必要。

（1）充分保护、价值减损与利息补偿
充分保护制度被规定在美国《破产法》第361条，对整个破产变现程序都有重要意义，是该法的中心概念。从立法理由上看，“充分保护”的要求源于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19]其目的是保护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之外依协商所获取的权利。[20]实践中，是否满足充分保护的要求，通常由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证词及专业人士的评估意见认定。[21]根据第361条，以下几种情形可认定为保护充分：其一，债务人向担保权人为定期或一次性的现金支付，且该支付足以弥补担保物的价值损失（第1款）；其二，债务人向担保权人提供额外或替代性的担保（第2款）；其三，债务人向担保权人提供“无可置疑的等价财产”（indubitable equivalent），且其价值足以弥补担保权人所受的损失（第3款）。在上述规定中，第3款是兜底性条款，为破产法官就保护的具体形式及相关价值进行自由裁量留下了余地。

对于担保物因迟延变现而发生的价值减损，破产债务人是否应给予赔偿，美国《破产法》上曾有争议。[22]在一个案件中，破产法官通过历史解释，认为立法理由书[23]中关于赔偿担保权人所受迟延损害的说明，包括了程序期间的利息。[24]两年后，另外一个巡回法院对立法理由书做了不同解释，同时权衡赔偿与否的效果，认为对于破产申请提出至破产程序终结期间担保债的利息不应给予赔偿，至少不应按主合同的约定获得相应赔偿。[25]这一观点后来被美国最高法院所确认，其主要理由是：其一，若保护主债权的迟延利息，则在法律未做区分规定的情况下，所有担保权人，无论其担保物价值是否超过主债权，都会主张主债权的利息，这将造成破产财产价值的减损；其二，向担保人支付利息将导致由普通债权人承担破产程序的费用与重整失败的风险，这将极大降低重整成功率，危及破产财产最大化这一目标的实现。[26]

在法律效果上，受上述规定影响最大的是无充分担保的债权人。根据现行法，因为对于有充分担保的债权人而言，只要担保物价值大于担保债总额，主债权的利息即可就担保物的剩余部分（equity cushion）优先受偿；而对于担保物价值小于或等于担保债总额的债权，其利息则不受保护。[27]该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债权人要求债务人提供超额担保。不过须注意的是，破产法对此的进一步限制是，“充分保护”的范围仅限于不超过担保债总额的担保物价值。另外，对于担保债权在破产程序期间的利息，即便担保物价值大于主债权，担保权人在破产进行中也不得请求清偿，而需等待破产程序终结，在清偿了变现费用等支出后才得主张实现其权利。[28]

（2）债务人对担保物无权益且担保物非有效重整所必要
此处的“权益”，更多强调其经济属性，指担保物价值与主债权间的差额。这一描述看似简单，认定上却非常复杂，因为此处并未具体规定如何确定担保物的价值。对此，美国司法实践确立的是“公平市场价值”（fair market value）规则：法院可根据其自由裁量，以没有购买与出卖压力的买卖双方之间可能进行的自由协商为参照，确定适当的价格。[29]实践中，法院常常听取权威专家意见。[30]

与前项要件并列的一项重要要求是，有关担保物对于有效重整并非至关重要，即该标的物对债务人（企业）的实际价值不高于其对担保权人的价值（交换价值）。欲推翻此点，债务人必须首先证明破产重整在合理的时间内有充分的可能性[31]；其次，有关标的物属破产重整所必须。对何为“必须”，法律上并无一般性规则，原则上在有关标的物是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所必要的物品时，即可构成此处的“必须”。若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无直接关联，则不属于“必须”，如用于装饰企业工作环境的名贵艺术品（雕塑、绘画作品等）。[32]

2．自动中止的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