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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有权利在诉讼中更换被告/刘冰

时间:2024-07-24 18:29:42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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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有权利在诉讼中更换被告

刘冰

当前,司法实践中,法官在诉讼中发现被告不适格,不是通知原告更换被告,而是要求原告撤诉,如原告不撤诉,法院则裁定驳回其起诉。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现行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则,应予纠正。因为它涉及到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立法原则的理解、适用以及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一、 现行民诉法并没有禁止原告主动更换被告
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90条规定“起诉或应诉的人不符合当事人条件的 ,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参加诉讼,更换不符合条件的当事人。”该条指的是法院在诉讼中发现不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包括原告和被告)可以依职权主动更换当事人,但该条仅指法院,并未涉及当事人主动更换。1991年《民事诉讼法 》将这一更换当事人的规定删除,其立法本意非常明确,即起诉人是否愿意起诉,起诉人要求告谁,均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法院不应主动干预。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民事诉讼法教程也认为:是否更换被告,由当事人自己决定,人民法院不能主动依职权主动更换。
笔者认为:现行民诉法为了尊重当事人的诉愿而没有规定更换当事人的条款,其目的是要求法院不能主动依职权主动更换当事人,决非禁止原告主动更换被告。当原告意识到自己告错对象时,主动要求将符合条件的当事人作为被告,这也体现了原告的诉愿,法院应予尊重。法院要求当事人撤回起诉或裁定驳回起诉的做法与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是相悖的。
二、更换被告的请求是原告的诉讼权利
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50、51、52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特别是原告有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等处分。按照诉权理论分析,原告主动申请变更被告的请求,属于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具有处分权性质的诉讼权利。因此,笔者认为:当事人是通过行使诉讼权利来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的,如果法院在诉讼中忽视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那么,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保护也无从谈起。法院只有切实维护原告请求更换被告这一诉讼权利,在原告更换被告之后,诉讼继续进行,才有利于法院及时地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只有当原告不同意更换被告时,法院才可以裁定驳回其起诉。
三、“两便”原则是更换当事人的法律依据
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便于人民法院进行审理,是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过程始终的、普遍适用的原则。笔者认为:无论是从便于当事人诉讼,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角度出发,还是从便于法院及时审结案件,减少当事人讼累,提高审判效率考虑,在审理中发现被告不符合当事人条件的,法院都应当及时通知原告更换被告,对当事人主动申请变更被告的,法院应予允许。那种认为原告申请变更被告没有法律依据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法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实践中已经存在或即将出现的所有情况都规定进去,对实践中没有民诉法具体条款据以引用的,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则进行处理。


作者单位: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邮政编码:221700


中国建设银行关于调整《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操作规程》有关内容和下达二季度比例管理指标的通知

建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关于调整《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操作规程》有关内容和下达二季度比例管理指标的通知

1996年4月29日,建设银行

建设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计划单列市分行:
现将总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委员会批准通过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操作规程》(以下简称规程)局部调整办法和核定的1996年二季度存贷比例指标(详见附件一)下达给你行,请认真遵照执行。

一、《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操作规程》的调整内容
(一)调整季度存贷比核定的基数和包括的范围。将规程规定的“以上季度旬平均存贷比考核结果作为下季度核定比例的依据”,调整为“以各分行年初存贷比为基数,核定每个季度的存贷执行比例,并以上季旬平均存贷比考核结果作为下个季度分类设定新增存贷比的依据”。将房地产信贷部的存贷款年初数及各分行上年末仍未进大帐的帐外贷款一并纳入年初数计算,每个季度对各分行考核时也相应纳入。上年末违规核算的存款考核时从新增存款中扣除(按建总函字【1996】第156号文第五条执行)。
(二)对存款超常增长(指超过预测增长率)后的贷款投放进行适当控制。原则是在坚持多存多贷的同时,分类有区别地加以控制。即:1.分类存贷比为一类的分行,其超存部分仍按核定的余额存贷比掌握发放贷款;2.分类存贷比为二、三类的分行,其超存部分按核定的新增存贷比加10个百分点掌握发放;3.分类存贷比为四、五、六类的分行,其超存部分按核定的新增存贷比加5个百分点掌握发放。
从二季度开始,在核定下达余额存贷比例时,同时核定下达新增存贷比例指标。
(三)适当放宽对季末时点数的控制。对各分行存贷比例执行结果仍按旬平均和季末时点数实行双重考核。但将原“季末存贷比不超过核定比例,季度中间上浮不得超过1个百分点(原存差行和今年一次性消化借差的分行不得超过1.5个百分点)”改为各分行旬平均存贷比和季末存贷比均可上浮,各分行上浮的不同幅度仍执行原规定。
(四)保证国家重点建设贷款的投放进度。将规程中“对新增重点类贷款超过其新增贷款30%的部分,总行在下达季度比例时进行调整”改为“各分行应按已下达项目计划先发放重点类贷款(即国家重点、中央级大中型项目建贷,限上技改贷款,总行安排的国家重点项目新增储备贷款及安居工程贷款),季后总行根据年内重点类贷款实际到位累计数,按规定标准(重点类贷款超过新增贷款30%的部分)承认所增加的比例”。

二、二季度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有关指标的核定
(一)现行存贷比基数。按本次调整后的办法,二季度各行现行存贷比例取年初数。
(二)存款变动系数。以年初数为基数,预测到二季度末全行存款增长率为20%,依此计算统一的存款变动系数为0.833。
(三)新增存贷比参数。根据各分行一季度旬平均存贷比执行结果,按照操作规程规定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设定相应的各类新增存贷比。根据人民银行核定的全行上半年贷款计划,各类行的新增存贷比依次设定为30.5%,30%,29.5%,29%,28.5%和28%。并据此计算出相应的新增存贷比参数(见附件一)。
(四)调节系数。根据各分行一季度五项考核指标执行结果,依统一标准计算得出。
(五)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其他指标,仍按原有关规定执行。有关余额存贷比、新增存贷比的计算口径和考核办法详见附件二。

三、几点要求
(一)各分行接此通知后,要认真学习、研究《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操作规程》及调整内容和考核办法,用准、用好政策,努力组织安排好二季度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工作。
(二)各分行要按照总行有关电报的通知要求,加快固定资产贷款的投放进度,确保重点项目贷款的及时到位。
(三)各分行在比例管理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报告总行。

附:关于存贷比例计算口径和考核办法的说明
为使各分行了解掌握比例管理操作规程作局部调整后余额存贷比和新增存贷比的计算口径及考核办法,现作如下说明:
一、现行存贷比基数。以年初余额存贷比作为现行存贷比基数,核定各行执行比例。
计算口径为:(各项贷款年初结转数+帐外贷款年初数+房贷部贷款年初数)÷(一般存款年初结转数+房贷部存款年初数)
二、对各分行的存贷比分类。以上季度旬平均存贷比作为下季度分类的依据。
旬均存贷比计算口径:(旬均计划内贷款+房贷部旬均贷款+帐外贷款)÷(旬均存款+房贷部旬均存款-总行认定原违规核算的今年虚增的存款)
三、考核办法:
(一)存款超常增长(指超过预计增长率)后所放的贷款严格按前列“一、(二)”条规定的比例掌握,不允许存贷比上浮。
(二)对超存超贷的分行,考核余额存贷比和新增存贷比时,先扣除超存超贷部分再考核。
(三)季末余额存贷比超过上浮规定,而新增存贷比也超过核定指标的,下季度加倍扣减存贷余额执行比例。
(四)在新增存贷比不超过核定指标的前提下,允许季末余额存贷比超过上浮规定。
(五)其他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指标严重不良时,总行可按规定在5个百分点内扣减下季度存贷余额执行比例。


妨害清算罪司法实践分析

郭辉


  妨害清算罪是近年来经济犯罪中出现的一种新类型犯罪。它是指公司、企业进行清算时,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伪记载或者在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企业财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行为。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规定妨害清算罪,1995年2月28日,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规制部分公司在清算过程中力度私利的违法行为,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决定》(以一简称《决定》),对妨害清算罪作了具体规定,但当时本罪只对公司适用,犯罪对象也限定为公司财产,因而具有一定局限性。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将企业纳入本罪的适用范围,犯对象也适当扩大为公司、企业的财产,并对刑罚部分作了改动其他方面则保留了《决定》对于该罪规定的基本内涵,从而使妨害清算罪在我国刑法体系中得以确立。但由于修订后的刑法对妨害清算罪罪名规定仍然比较笼统和原则,使得本罪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些适用上的问题,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妨害清算罪的犯罪主体
  纵观世界各国对妨害清算罪犯罪主体的规定,主要有三种立法主义:其一,法人主义,即犯罪主体为公司、企业;其二自然人主义,即认为妨害清算的犯罪行为只能由自然人实施其犯罪主体亦只能是自然人;其三,并合主义,即法人和自然人均可成为本罪主体。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对本罪的犯罪主体并未予以明确规定,对本罪的犯罪主体的认识有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认为本罪的主体只能是清算组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二是认为本罪的主体只能是进行清算的公司、企业中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三是认为本罪的主体只能是进行清算的公司、企业;四是认为公司、企业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均可构成本罪犯罪主体。笔者认为,妨害清算罪系单位犯罪,其犯罪主体应是公司、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应系本罪的处罚对象,处罚部分中的内容是单位犯罪“代罚制”的体现,而不是对犯罪主体的改变或增加。
  二、妨害清算罪处罚对象范围
  妨害清算罪系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其处罚对象,但什么人才属“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范畴,即妨害清算罪处罚对象的范围是什么,立法上并未明确规定。有人认为仅指清算组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笔者认为,本罪处罚对象不限于清算组成员,还应包括被清算的债务人的原法定代表人、直接责任人和其他第三人。首先,从我国相关民事法律规定来看,公司、企业从宣告破产至清算完结期间仍应视为存续,原公司法定代表人仍可进行受限制的但具有法律意义的活动如果破产清算期间只能由清算组代表单位进行法律意义上的活动则会在企业宣告破产至清算组成立之间存在一个“真空阶段”,即单位会处于不念旧恶虽然短暂但确实存在的“无意志”状态。因为法律规定企业宣告破产之日起十五日内而不是即时成立清算组,这就意味着企业虽然已宣告破产但清算组有可能还没有成立,此时无人有代表单位从事法律意义的活动而要到清算组成立以后单位才恢复“意志”,这显然在逻辑上是行不能的。且根据破产法规定,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仍负有保管企业账册、向清算组移交企业财产等职责,还要承担相应的行政和刑事责任显然,这意味着法定代表人在这些阶段的活动虽然受到限制,但仍能代表单位从事具有法律意义的活动故法定代表人在此阶段为逃避公司、企业债务,实施了妨害清算的行为,应是妨害清算的处罚对象。而部分债权人或其他第三人如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清算组成员共同以逃避公司、企业债务为目的,实施了妨害清算行为,根据刑法共同犯罪的理论,也可成为本罪的处罚对象;其次,从妨害清算罪的犯罪构成来看,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企业的清算制度和债权人或其他人的利益,最终目的往往是为了逃避债务,在无相关的法律规定或司法方面的具体解释对处罚对象的范围作限制规定的情况下,其行为只要符合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的客观要件,且造成一定后果的,均应以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身份追究刑事责任;再次,从司法实践层面来看,由于清算活动与公司、企业及其成员、股东、债权人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故本罪的行为实施者往往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他们不仅仅是清算组成员,有时还饭后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部分债权人以及其他第三人等,故我们不能仅立足于清算活动状况的分析对犯罪主体作不当缩小。
  三、严重损害债权人或其他人利益的界定问题
  根据刑法的规定,妨害清算罪是结果犯,必须达到严重损害债权人或其他人利益的程度才能构成本罪,可行为人的行为怎样才算达到“严重损害债权人或其他人利益”的程度,无论是立法上还是司法解释对此均未提供可供操作的量化标准。理论界一般认为,根据破产法律的有关规定精神,“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是指由于公司、企业的行为使本应得到偿还的债权人的巨额债权无法得到偿还;而“严重损害其他人利益”是指严重损害实际债权人以外的其他人利益,主要包括由于公司、企业的行为致使其长期拖欠的职工工资、劳动保险费用、国家巨额税款等得不到偿还的情形。笔者认为,理论界的这一廉洁显然没有对“严重损害债权人或其他人利益”作出更为清晰和可操作的解释,因为“巨额债权”和“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一样也是一个模糊和具有相当伸缩性的概念,仍然需要对其予以界定,它仍然不能解决司法实践中对妨害清算罪与非罪的理解与适用。案例:杨某系革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公司进入破产清算期间,与分管财务的陈某,将本单位财产共计人民币50余万元予以隐藏和提前分配。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两人的行为是否已达到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程度,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刑法未对本罪作出明确的数额限定,则法官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综合全案根据具体情况来认定是否已达到“严重损害债权人或其他人利益”的程度。本案中,杨某和陈某的行为虽然造成债权人债权损失数额达50余万元,但在整个债权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仅为1%,份额不大,故其行为不构成妨害清算罪。第二种观点认为,立法上虽未对“严重损害债权人或其他人利益”作具体的数额规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六条,如果因妨害清算的行为造成债权人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本案中,杨某和陈某在公司进入清算期间隐匿、分配公司财产数额达50余万元,其行为已到追诉标准故应构成妨害清算罪。笔者同意此观点。
  最后,针对妨害清算罪在立法上存在的不足,笔者提出如下几点立法建议,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更有效地打击此类犯罪。
  (1)需增加预期妨害清算的规定。所谓预期妨害清算是指公司、企业为逃避债务,在清算开始之前隐匿、转移财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其他人利益的行为。根据刑法的规定,妨害清算的行为必须发生在公司、企业进行清算期间才可以构成本罪,对在清算以前的行为,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是不能予以追究的。而在现实生活中,破产公司、企业为逃避债务往往在破产清算前就开始着手公司资产的隐匿、转移等,可由于本罪在时间上的限定,将使大量行为最终逃脱法律的制裁。而与此相比较,民事方面对妨害清算行为的认定范围就宽泛得多。如破产法第三十五条规定,隐匿财产、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企业财产等行为,发生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6个月内都是无效的,破产法草案更是将隐匿财产、非法分配财产等行为的无效性延长至无期限,可见民事上已充分考虑到了妨害清算行为的现实情况并对此制订了相应的措施。故笔者建议刑法应与相应的民事法律、法规相对应,在立法上取消妨害清算行为的时间限定,将凡是在破产清算前,破产公司、企业已知道自己的经营状况和支付能力,同时也明白自己到期能否履行债务,但为逃避债务,隐匿、转移公司、企业财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其他人利益的,也应以妨害清算罪以追究。
  (2)需扩大妨害清算行为的种类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妨害清算的犯罪行为有三种,但在现实生活中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和破坏清算秩序的行为并不仅限于此,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例举式立法方式使许多同样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妨害清算的行为未被涵盖进去。如以违反通常经济要求的方式进行货物或有价证券的亏本交易、投机交易或差额交易的行为,故意损害财产和浪费财产的行为,对原来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行为,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行为,放弃自己债权的行为等等,上述行为和现行立法所规定的三种行为一样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并未被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所囊括。帮笔者建议可在本条中加上“有其他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行为的”概括性规定,以增加条款的包容性和涵盖力。
  (3)需尽快制定出明确的“严重损害债权人或其他人利益”的立法标准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在立法上无具体的数额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制订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虽然规定了因妨害清算的行为造成债权人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在10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但这毕竟是追诉标准而不是定罪标准且通过司法解释来叙明模糊概念具体含义的做法本身是否合适,是值得商榷的。故笔者建议应当昼由立法者在刑法罪状中详细加以规定,从立法上对妨害清算造成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行为予以具体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