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 教育部


关于印发《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生活待遇管理规定》的通知

财教〔2011〕1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教育厅（教委、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教育局，各中央直属学校，驻外使、领馆教育（文化）处（组）：
　　为适应国内外情况的发展变化，结合国家公派出国教师工作实际，我们制定了《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生活待遇管理规定》，现印发你们，从2011年7月1日起执行，以前有关国家公派出国教师待遇方面的规定同时废止。　　
　　附件：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生活待遇管理规定
　　　　　　　　　　　　　　　　　　　　　　　　　　　　财政部 教育部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件：

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生活待遇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中外教师交流，加强国际汉语教学和教育援外工作，充分调动公派出国教师（以下简称出国教师）的积极性，进一步完善出国教师的管理，特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履行我国政府对外文化、教育交流协议和双边协议，执行出国任教任务且在国外连续任教半年以上（含半年），并由中国政府提供资助的出国教师。

第二章　工资及津贴补贴

　　第三条　出国教师在国外任教期间，根据出国教师国内职称，按以下标准计发国外工资：
　　　　　　　　　　　　　　　　　　　　　　　　　　　　　　　单位：美元/月

级 别
　　职 别
　　工资标准

一级
　　教授、研究员
　　2100

二级
　　副教授、副研究员
　　1900

三级
　　讲师、助理研究员
　　1700

四级
　　助教、实习研究员
　　1500


　　第四条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享受岗位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美元，用于开展工作必需的对外交往和通讯等支出。
　　第五条　为体现对艰苦地区的倾斜，鼓励到艰苦地区任教，在艰苦地区任教的出国教师享受艰苦地区津贴。按艰苦程度不同，艰苦地区分为五类，由低到高依次为一、二、三、四、五类。各类艰苦地区名单详见附件。
　　各类艰苦地区津贴标准为：
　　一类地区：每人每月180美元；
　　二类地区：每人每月500美元；
　　三类地区：每人每月820美元；
　　四类地区：每人每月1150美元；
　　五类地区：每人每月1500美元。
　　第六条　出国教师国外任教期间，如聘请方不提供交通工具和相关费用的，国家按以下标准提供交通补贴：
　　非艰苦及一类艰苦地区：每人每月400美元；
　　二类及以上艰苦地区：每人每月600美元。
　　第七条　经外交部、财政部批准，我国驻外非外交人员享受战乱补贴的，在同一地区任教的出国教师也同时享受。发放标准和办法参照财政部、外交部有关规定和通知执行。
　　出国教师任教城市或国家发生严重战乱（严重骚乱、武装冲突、内战或国家间交战），对出国教师工作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的，经批准后，出国教师可停止任教活动，撤离回国。需要继续执行的，应报国内有关部门批准。
　　第八条　国家为出国教师提供一次性安置费3000美元，用于办理居留、注册等各种手续，购置必要的家具家电、教学设备及其他安置开支等。
　　出国教师使用安置费在国外购置的一切物品归出国教师个人所有，并由出国教师按照任教国的法律和规定自行处置。
　　第九条　出国教师在同一地点连任，国家从第二任期开始，每任期提供安置费400美元，用于家具家电及教学设备的维修。
　　第十条　出国教师赴任前可领取一次性出国补贴3000元人民币，用于支付公证、护照签证、体检等费用及赴离任、休假、探亲期间的国内旅费。
　　第十一条　出国教师配偶享受配偶补贴。随任配偶补贴标准每月500美元，不随任配偶补贴标准每月200美元。艰苦地区随任配偶，同时享受出国教师艰苦地区津贴标准1/3的艰苦地区津贴。无配偶或配偶在境外公费留学、进修或有工资收入的，不享受配偶补贴。配偶随任期间，所在单位应保留其公职。
　　第十二条　对年度考核为称职（合格）及以上的出国教师发放年终一次性奖金，奖金标准为本人全年月平均国外工资。

第三章　国外开支与收入

　　第十三条　出国教师在国外任教期间，除医疗费、租房费和国际旅费以外发生的一切费用原则上自理。
　　第十四条　出国教师在任教地的住房，按协议由国外聘用方提供的，国家不再报销租房费用；如聘用方不提供住房或不报销租房费用的，由出国教师按照本规定第十五条确定的标准提出自行租房申请，报教育部审批。
　　第十五条　出国教师自行在外租房的，教授、副教授租房标准为二室一厅、建筑面积不超过80平方米，讲师、助教租房标准为一室一厅、建筑面积不超过60平方米。教育部对出国教师的租房申请和房租费预算进行汇总、审核，报财政部批准后执行。
　　第十六条　出国教师任教期间，在国内、任教国或在第三国看病所发生的挂号费、药费、检查费、治疗费、住院费以及其他属于公费医疗范围的开支，不分级别，采用分段计算、由个人和国家分别负担的办法。
　　（一）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医药费支出在240美元及以下的，全部由出国教师个人负担；
　　（二）全年医药费支出在240—600美元的部分，出国教师个人负担30%，其余由国家报销；
　　（三）全年医药费支出在600—6000美元的部分，出国教师个人负担5%，其余由国家报销；
　　（四）全年医药费支出在6000美元以上的部分，全部由国家报销。
　　如聘用方提供医疗保险或报销医疗费，国家不再报销出国教师医疗费。
　　第十七条　在疟疾、登革热、霍乱、伤风、麻风病高发区任教的出国教师，预防和治疗上述疾病的药品费、医疗费和防疫费由国家全额报销。
　　第十八条　不属于公费医疗范围的开支（如镶牙、洗牙、购买补药发生的支出）全部由出国教师个人自理。
　　第十九条　出国教师在任教国投保医疗保险的费用，按上述分段办法和比例报销。
　　第二十条　出国教师因公负伤的，挂号费、检查费、住院费、医药费等由国家全额报销，住院期间伙食费由个人据实缴纳；因交通或其他事故受伤的，责任方给予的赔偿归个人，个人须偿还国家为此支付的医药费等有关费用。
　　第二十一条　出国教师配偶随任、探亲期间的医药费开支，按以上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出国教师和配偶赴离任、公费休假或探亲的国际旅费，按协议规定由聘用方提供的，国家不再报销；聘用方不提供的，在教育部规定的标准内实报实销。
　　第二十三条　因教育部工作要求，出国教师临时回国或到第三国参加有关活动，旅费可由国家支付。
　　第二十四条　出国教师和配偶赴离任、公费休假或探亲，以及出国教师因公出差乘坐交通工具的种类由个人决定，报销的最高座位等次为飞机经济舱、火车硬卧车厢和轮船三等舱。
　　第二十五条　出国教师任期为二年或以上的，在国外任教满一年后可回国休假一次或到配偶学习和工作的第三国探亲一次，国际旅费按规定报销。
　　第二十六条　出国教师在国外任教期间，其配偶可以选择随任或探亲，随任配偶可按出国教师规定回国休假一次。
　　不随任配偶在出国教师国外任教满一年后，可到出国教师任教地公费探亲一次，如放弃探亲，可转给出国教师本人使用。
　　第二十七条　出国教师回国或到第三国休假、探亲，均须报请我驻当地使领馆批准，并利用任教单位假期出行，不得影响正常教学工作和合同的执行。
　　第二十八条　出国教师及其配偶公费休假或探亲期限最长不超过两个月。出国教师休假和探亲期间，艰苦地区津贴停发，超过批准期限，停发国外工资和各项津贴补贴；随任配偶休假期间，艰苦地区津贴停发，配偶补贴按不随任配偶补贴标准发放；不随任配偶探亲期间，在批准的探亲期限内，按随任配偶标准享受艰苦地区津贴和配偶补贴。
　　第二十九条　出国教师应邀参加任教国举办的学术会议，参会费用自理。任教期间到第三国或回国参加学术会议，须经任教单位同意并报教育部批准，参会费用自理。
　　第三十条　出国教师任教期间，聘用方支付的各项收入及给予报销的有关费用之和等于或高于本规定所规定的国外工资、津贴补贴、房租和往返国际旅费之和的，收入全部留归个人，国家不再发放和报销任何费用；如低于本规定的，不足部分由国家补足，同时个人任教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自理。

第四章　经费的管理与结算

　　第三十一条　出国教师经费由教育部核拨我驻外使领馆和教育部指定机构。出国教师经费具体核算、发放和管理由我驻外使领馆和教育部指定机构负责。
　　第三十二条　出国教师的国外工资和津贴补贴按离境和离任教国国境之日计算。在国外任教时间不满一个月的，国外工资和各项津贴补贴按日标准乘以实际天数计算，其中日标准按月标准除以当月一个月的实有天数计算。任教期限以教师派遣部门的通知为准。
　　第三十三条　出国教师赴任前，可从国内预先领取任教期限一半并且不超过一年的国外工资，亦可到达任教国后，凭教育部有关证明到我驻外使领馆或教育部指定机构领取。
　　第三十四条　出国教师的国外工资和津贴补贴一律以美元计发，由出国教师个人兑换任教国货币并承担兑换汇率差价损溢和手续费。
　　第三十五条　出国教师从国外聘用方获得的工资和津贴补贴等收入是当地货币，在任期结束时有结余，且不能兑换自由外汇的，可凭工资等收入单据将当地货币交给我驻外使领馆，按照交给时外交部规定的外汇内部比价折算美元，回国后凭使领馆开具的证明办理结算，但与我驻外使领馆兑换的当地货币，不得多于国外聘用方发放的工资和补贴数额的三分之二。
　　第三十六条　出国教师国外收入、支出的当地货币，按取得收入、发生支出当月外交部规定的内部折算率计算成美元数，回国后办理结算。
　　第三十七条　出国教师任期结束回国，须在回国一个月之内持有关证明材料到指定机构办理有关经费结算手续，逾期不结算者，按天扣除其应得工资和津贴补贴的5%。
　　第三十八条　出国教师在国外死亡，其国外工资及各项津贴补贴，从死亡之次月停发，抚恤金由出国教师所在单位按国内有关规定发放给家属。若任教国发给抚恤金或赔偿费的，应首先抵支按规定应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剩余部分归其家属所有。

第五章　其　　他

　　第三十九条　出国教师和配偶出国，原则上应按因私渠道办理出国手续，如因特殊原因需按因公出国办理，须报教育部批准。
　　第四十条　出国教师自离境之日起，其国内工资、津贴和补贴停发。出国教师在国外任教期间，工龄连续计算。出国教师国外任教期间的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和公积金，所在单位应视同其在职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一条　国内院校和事业单位为了加强与国外院校在文化和语言上交流合作，自行向国外派遣汉语教师和国外单位为汉语教学在本地聘请的汉语教师的费用，原则上由派遣单位或聘用单位解决。
　　第四十二条　出国教师参加国内职称评定时，其在国外任教期间的教学工作量按国内满教学工作量计算；期间编写并被采用的教材、教学大纲、课程设计方案、有价值的调研报告等应作为科研成果；有赴二类（含）以上艰苦地区任教经历的出国教师，在评定职称时应予以优先考虑。
　　第四十三条　经批准，教师参加出国选拔培训的差旅费，由教师所在单位按国内出差的有关规定报销。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由财政部、教育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规定自2011年7月1日起执行。《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生活待遇管理规定〉的通知》（教财〔2005〕16号）同时废止。



附件：

实施艰苦地区津贴范围和类别名单

　　一、一类（41个）
　　亚洲（9个）：蒙古、巴基斯坦、印度、孟买、加尔各答、印尼、泗水、胡志明、巴勒斯坦；
　　非洲（7个）：博茨瓦纳、莱索托、纳米比亚、赞比亚、肯尼亚、津巴布韦、阿尔及利亚；
　　欧洲（11个）：土库曼斯坦、波兰、革但斯克、波黑、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克兰、敖德萨、格鲁吉亚、马其顿；
　　美洲（11个）：巴拿马、苏里南、古巴、圣卢西亚、秘鲁、瓜亚基尔、巴兰基亚、多米尼加、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哥斯达黎加；
　　大洋洲（3个）：斐济、萨摩亚、帕皮提。
　　二、二类（31个）
　　亚洲（12个）：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曼德勒、斯里兰卡、尼泊尔、卡拉奇、孟加拉、也门、阿富汗、伊拉克；
　　非洲（10）：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坦桑尼亚、桑给巴尔、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喀麦隆、塞内加尔、塔马塔夫；
　　欧洲（3个）：塞尔维亚、黑山、阿尔巴尼亚；
　　美洲（1个）：海地；
　　大洋洲（5个）：巴新、瓦努阿图、马绍尔、密克罗尼西亚、汤加。
　　三、三类（26个）
　　亚洲（2个）：亚丁、东帝汶；
　　非洲（18个）：埃塞俄比亚、科摩罗、中非、尼日利亚、拉各斯、佛得角、安哥拉、圣普、刚果（布）、刚果（金）、加蓬、杜阿拉、贝宁、多哥、加纳、科特迪瓦、冈比亚、索马里（备用）；
　　美洲（4个）：墨西哥、圭亚那、厄瓜多尔、哥伦比亚；
　　大洋洲（2个）：基里巴斯、瑙鲁。
　　四、四类（14个）
　　非洲（14个）：赤道几内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毛里塔尼亚、尼日尔、马里、苏丹、马拉维、吉布提、布基纳法索、塞拉利昂、厄立特里亚、利比里亚、乍得。
　　五、五类（1个）
　　美洲（1个）：玻利维亚。


　　死缓，即“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之简称。死缓制度是我国在死刑执行上的独特创造，这种制度适用于应当判处死刑，但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1]这一刑罚制度，从建国初期之首创，到“79刑法”之确立，后经“97刑法”之修改，再到刑法修正案（八）之完善，历50年司法实践，证明了这一刑罚制度确具历史与现实之意义。本文即从这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有助于对这一刑罚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一、“死缓”制度之首创及其刑罚意义

　　“死缓”作为中国刑法的重要刑名和刑罚制度，是由毛泽东主席在建国初期提出来的。我国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为巩固新生政权，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史称“镇反”运动）。但由于运动中出现一些过火现象，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关注。为制止这种倾向，毛主席在1951年4月30日特别批示：“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会丧失劳动力。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处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同年5月8日，毛主席又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分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正式提出了“死缓”一词。这个决定下达不久，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死缓”刑名。[2]

　　毛泽东提出“死缓”这一全新的刑罚制度，从刑罚的角度看，既为古今之独创，亦为中外之首创，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的死刑制度”，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和法律意义。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素有重德慎刑的历史传统。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即提出“明德慎罚”思想，之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将这一思想继承发挥，形成“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狱政思想，先秦时期的《舜典》载有“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文字，大意是说：如果一个人由于失误给别人造成损害，是可以赦免的；如果他是一贯故意做坏事，则要给以严厉的制裁。中国古代推行仁政者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他不但知人善任，广开言路，政治清明，而且善待子民，推行一条“仁恩以为情性，礼义以为纲纪，养化以为本，明刑以为助”的狱政思想。他常对大臣们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但选公正善良人,断狱允当者，增秩赐金，即奸伪自息”。而且规定：“凡大辟（死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共议之。如此，方能避免冤狱滥刑”。到贞观四年，全国判处死刑者仅为29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贞观之治”。[3]深通历史的毛泽东对上列法治史实一向推崇备至，因而“以史为镜”，首创出“死缓”这一死刑执行制度，保证了“少杀慎刑”的刑事政策得以贯彻落实。

　　从社会角度看，新中国刚建立不久，需要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社会建设，在这种历史阶段，正如毛泽东所讲，“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丧失劳动力”。而且，按照历代惯例，凡新政权之建立，必将“大赦天下”，以此获得民众拥护。倘若杀人太多，正好给了中外反动势力的煽动借口，导致人心涣散。从政治角度看，一个新政权之成立，应当展示全新的执政方式，杀人则是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故应十分慎重。既要判处死刑，又能将大部分死刑犯不执行死刑，这其中必须寻求一种解决途径，“死缓”则是唯一的选择。从法律角度看，新政权刚成立，国家以《共同纲领》代替宪法，法治尚在摸索之中，很多司法工作靠相关政策引领，往往难以把握。毛泽东面对当时的情况，只有将其批示的内容以中央的决定予以发布，虽属于政策性指令，但却具有最高的政策效力，全国必经坚决执行。如此，迅速纠正了“镇反”中的倾向，使不少死刑犯通过缓期执行之考验改造成新人，成为国家需要的部分力量。

　　二、我国刑法有关“死缓”的几次修改

　　我国刑法之雏型，当属1951年2月9日政务院第71次政务会议通过、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共21条）。这种刑法性单行条例，仅就“镇反”事宜进行规定，与之后的“三反五反”的专项整治规定同类，不具有刑法典之属性，而且没有涉及“死缓”方面的内容。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总则和分则，共13章192条，可称作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其中，第四十三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并同时规定：“死刑缓期执行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显而易见，“79刑法”确立“死缓”制度，基本贯彻了毛泽东1951年的批示及其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分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精神。为更具体处理“死缓”事宜，该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或者核准，执行死刑”。这种立法上的依表现、分层次的制度安排，为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提供了操作适用性。

　　第一部刑法施行18年后，1997年3月14日八届人大二次会议对刑法进行了大幅度修改，由13章调整为15章，由192条增至452条，因而被称之为“97刑法”。涉及“死刑”制度的问题，内容虽未增加（反而由五条减至四条），但内容却有较大变化：第一，死刑的适用对象由“罪大恶极”变成“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一修改标志着死刑适用对象由政治口号式标准向刑法专业性标准的转变；第二，取消了“79”刑法规定的“死刑用枪决的方法执行”条款。这是因为时代在发展，行刑方法也应当变化，不能只限定为“枪决”一种执行方式，还有“药物注射”等方式更为简便经济；第三，“死刑”的相关用语发生变化，如“确有悔改”改为“没有故意犯罪”；“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改为“确有重大立功表现”；“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改为“故意犯罪”等，这几处改变，对比中可以显见：前者不好把握，后者易于掌握，前者表述不够准确，后者合于刑罚原理。修改的趋势让人直觉到，“死缓”制度越趋规范。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对“97刑法”进行第八次修改，称之为刑法修正案（八），内容涉及数十个条文的增加和改动，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的话讲，修正案（八）有“五个前所未有：即修改的内容之多，创新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既修改刑法总则又修改刑法分则的做法前所未有；既有增量，又有减量的修改前所未有；对刑罚种类、刑罚制度的修改力度前所未有；体现的民主程序、公开程度前所未有”。[4]涉及“死缓”内容，刑法修正案（八）第四条规定：“将刑法第五十条修改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一款）。对于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判刑”（二款）。也就是说，在刑法第五十条分为两款，在第一款中的明显变化为：减刑的时间延长，即在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由原来的“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变成 “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而在第二款中，增加了“限制减刑”制度，即凡属累犯及八种严重犯罪的执行死缓之人，人民法院有权根据犯罪情节决定对其限制判减刑，这是“死缓”制度新增的两大内容。也是修正案（八）对“死缓”问题的两大亮点，为过去所没有。

　　三、关于刑法修正案（八）修改“死缓”制度内容的理解和把握

　　如上所述，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五十条的修改内容，主要表现为两大内容，一是延长了死缓罪犯减刑的幅度（刑期），二是增加了限制减刑的规定。现就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关于重大立功表现的死缓犯延长实际执行刑期的问题。即由原来的“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改为“二十五年”，其立法指导思想是什么？最高法院主管刑事审判的张军副院长认为：延长部分死缓犯的实际执行刑期，绝不单纯是为了加大对死缓犯的惩治力度，而是为了有效解决我国过去刑罚结构所存在的死缓实际执行刑期相对偏短、死刑与死缓的严厉程度未能有序衔接的问题，从而为不是必须判处的死刑立即执行设置既为改造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所必须，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的替代措施。必须深刻领悟这一立法精神，从进一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严格控制死刑政策的角度，正确理解和适用好《刑法修正案（八）》的有关规定。[5]而按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的形象归纳，叫做“死刑罪减十三，死缓犯要多关”。意指修正案（八）一次取消了十三种严重犯罪的死刑，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而“死刑犯要多关”是指按刑法修正案第四条修改刑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犯重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即使不属于限制减刑的情形，在缓期执行考验期满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也明显延长。一种是考验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再从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必须减为二十五年，不能减为二十五年以下，也不能减为二十五年以上。按照有期徒刑实际执行刑期不得少于原判刑罚二分之一的规定，该罪犯从减为有期徒刑之日起，在监狱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十五年；二种是在死缓考验期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直接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相对于过去的规定，现在的死缓犯无论是否具有重大立功表现，实际执行的刑期都比过去明显延长。体现了刑法对重刑犯的严厉处罚，促进了死刑缓期执行和死刑立即执行在严厉性上的衔接。[6]

　　2、关于“死刑缓期执行”中限制减刑内容的理解。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五十条的修改，最大亮点是新增“限制减刑”的规定，愚以为这从立法上确立了对死缓犯限制减刑的刑罚制度，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从严”惩处严重刑事犯罪的要求，且有十分重大之意义。[7]但张军副院长认为，对死缓犯限判减判的规定，总体上应当把握限制适用的精神。如果判处死缓不限制减刑，也可以做到有效制裁犯罪，保证裁判效果的，就不需要同时决定限制减刑，以避免不必要的关押。[8]笔者认为，在死缓犯限制减刑上，应注意重点把握两点：

　　第一，死缓犯限制减刑的实体条件

　　按照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五十条修改的内容，也即新增第二款关于“限制减刑”的规定，包含了三种实体情形：

　　一是累犯限制减刑。按照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累犯一般是指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五年内，再次故意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情形。由于累犯体现了较高的人身危险性，故刑法明确规定应当从重处罚。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印发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十一条也明确规定：“要依法从严惩处累犯和毒品再犯。凡是依法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即使犯罪情节较轻，也要体现从严惩处的精神。尤其是对于前罪为暴力犯罪或者被判处重刑的罪犯，更要依法从严惩处”。可见，死缓犯作为判处重刑之罪犯，一旦构成累犯，必当从重惩处。

　　二是七类严重犯罪判处死缓的限制减刑。修正案（八）规定，凡判处死缓的罪犯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而犯罪者，法院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这是因为，实施七种犯罪之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具有法定从宽情节不宜立即执行，但作为限制减刑的条件是完全符合刑罚精神的。

　　三是犯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缓的罪犯限制减刑。“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创的一个刑法术语，原刑法没有规定，仅第八十一条二款使用了“暴力性犯罪”的概念，即“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而“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理解上有争议，理论上一般认为，犯罪学意义上的有组织犯罪从严密程度可分为六种：简单共同犯罪、结伙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犯罪、黑社会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我们在贯彻刑法修正案（八）时，对这一有争议的“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作狭义界定为宜，典型的包括三种类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邪教组织犯罪。[9]

　　第二，对死刑缓期执行罪犯适用限制减刑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条文内容的重大修改，是经过国家立法机关反复讨论并征求各方意见的，体现了立法的人民性和科学性。“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法律都只有在得到有力的不折不扣的贯彻实施，才能真正发挥良法之功效。因此，对于死缓考验期间的限制减刑这一全新的立法规定，不仅应当深入学习理解，而且还要依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方能保证立法的新内容落到实处。目前，限制减刑所要掌握的基本原则，理论界一般倾向于以下三大原则：[10]

　　一是“罪刑法定原则”。该原则是刑事司法工作要遵循的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对于该条规定，法界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11]按照已修改的刑法第五十条二款规定，对死缓限制减刑规定了三种案件，判处被告人死缓的，才可以考虑限制减刑，除此之外的情形，判处被告人死缓的，一律不得限制减刑。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当然要求。

　　二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以此规定之精神，限制减刑应当仅适用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过重、但单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又偏轻的案件。按照新修改的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对死缓限制减刑在法律用语上表述是“可以”同时决定限制减刑，而没有规定“应当”，这给法官对“1+8”（累犯加八种严重犯罪）之死缓犯是否适用限制减刑创设了灵活适用法律的空间。

　　三是有利于严格执行死刑政策的原则。从立法目的看，对死缓犯限制减刑，是为进一步严格执行死刑政策创造条件，即通过延长部分死缓犯实际执行期，充分发挥死缓制度的严厉性，改变以前“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刑罚执行不平稳现象，又可避免产生“生刑加重刑罚”的误解。凡是单纯判处死缓已经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或者能够实现裁判结果的案件，绝不应该再限制减刑。只有对于以往本可以判处死缓，但因死缓的惩罚力度不够，进而不得已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今后由于有了限制减刑制度，能够有效制裁犯罪，才可能考虑在判处死缓的同时决定限制减刑。

　　
注释

[1] 曾庆敏主编《精编法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