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


石家庄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条例（2004年修正本）

（1994年8月25日石家庄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1994年11月2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1997年4月24日石家庄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正 1997年9月3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2003年10月30日石家庄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正 2004年5月28日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 2004年6月16日石家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公布 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园林绿化事业的发展，改善生态环境，建设整洁、优美、文明的现代化城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和县城（县级市）规划区、建制镇规划区内园林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市、县（市）、区、镇人民政府应把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逐年加大城市园林绿化投资比例。

第四条 鼓励和加强城市园林绿化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市园林绿化的科学技术和艺术水平。

第五条 城市中的单位和有劳动能力的公民，都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植树或者其他绿化义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城市树木花草和园林绿化设施的责任，有权对损害城市园林绿化的行为劝阻、制止和举报。

第六条 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园林绿化工作。

各县（市）、区、镇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的职责，负责辖区内的城市园林绿化工作。

园林绿化监察人员负责辖区内的园林绿化行政执法工作。

第七条 对在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城市人民政府或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八条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城市绿化系统规划由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绿地系统规划，报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组织实施。

第九条 城市园林绿地实行绿线管理制度，对公园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其他绿地等城市绿地和对城市生态、景观产生积极作用的区域界定控制管理线。

规划、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城市绿线控制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条 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规划设计以植物造景为主，绿化面积不得少于陆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

城市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带状公园、街旁绿地的建设、改造，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设计建设的规定，根据城市规划规定的性质、功能和服务对象，规划设计具有不同特色的游览活动区，配备必要的设施。

街道绿化注重遮荫滞尘、减弱噪声、装饰街景、美化市容。

鼓励利用庭院、空地种植花草树木，提倡发展垂直绿化、阳台绿化、屋顶绿化。

第十一条 城市苗圃、花圃等生产绿地的建设，应适应城市绿化建设的需要，生产绿地面积占城市建成区总面积比率达到百分之二，实现城市绿化苗木自给。

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对城市苗圃、花圃和花木市场实行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确定的园林项目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兴建和资助园林建设，认养园林绿地。

第十三条 各类绿地面积占建设用地总面积比率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新建居住区不低于百分之三十，并按居住区人均不低于一点五平方米，居住小区不低于一平方米建设社区公园；旧居住区改建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并按居住区人均不低于一平方米建设社区公园。

（二）城市主干道不低于百分之二十，次干道不低于百分之十五。

（三）工业企业、交通枢纽、仓储、商业中心等不低于百分之二十。

（四）产生有害气体及有污染的工厂不低于百分之三十，并设立不少于五十米的防护林带。

（五）学校、医院、休（疗）养院所、机关团体、公共文化设施、部队等单位不低于百分之三十五。

第十四条 因特殊情况不能按第十三条规定标准建设的单位，必须经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当年地价缴纳少建绿地补偿费，收取的费用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用于易地绿化。

第十五条 城市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中，园林绿化项目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并按设计方案安排建设费用。

建设单位完成园林绿化建设的时间，不得晚于工程竣工后的第二个绿化季节。

第十六条 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单位承担。

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对辖区内园林绿化设计、施工实行统一管理和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城市工程建设项目交付使用时，施工单位必须同时拆除园林绿化用地范围内的临时设施，清除场内建筑垃圾，为绿化创造条件。

第三章 管理和保护

第十八条 城市园林绿地的管理养护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城市公园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风景林地以及城市道路、公路和河道、铁道两侧园林绿地，分别由园林、交通、水利、铁路等部门负责。

（二）社区公园和居住绿地，由街道办事处负责。

（三）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附属绿地和门前责任地段园林绿地，由各单位负责。

第十九条 城市绿线内的现有绿地，由市、县（市）、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登记造册，确定管理单位。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城市绿线内的园林绿地性质，不得破坏城市绿线内的地形、地貌、水体和植被。确需变更的，按城市总体规划制定的程序报批，并经同级人大或其常委会审查同意。

第二十条 各级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园林绿地管理养护单位，植树、种花、种草成活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保存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达不到的适时补植。

园林绿地的浇水、施肥、除草、防寒、防风、修剪、病虫害防治和清扫保洁工作由管护单位负责，保持树木花草繁茂，设施完好。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城市树木花草、园林建筑和绿化设施。禁止下列行为：

（一）损害树木花草，采花摘果，采集籽种，扒坐护栏，践踏绿地，损坏花坛、绿篱，向绿地内丢弃废弃物，在园林建筑和设施上刻、涂、划、张贴。

（二）依树搭建或围圈树木、绿地，在绿地内堆放物料。

（三）在树冠下设置直接影响树木生长的摊点。

（四）在园林绿地内倾倒、排放污水污物，倾倒垃圾、渣土。

（五）在园林绿地内随意挖坑、取土，损毁园林建筑、设施。

（六）在园林绿地内焚烧枝叶、垃圾或其它杂物。

（七）其它违反园林绿地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市内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严禁占用园林绿地、砍伐或移植树木。因城市建设或其它特殊需要临时占用园林绿地、砍伐或移植树木，按以下规定权限报批：

（一）砍伐或移植树木二十株以下或临时占用园林绿地五十平方米以下，由区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审查意见，报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二）砍伐或移植树木二十一至一百株或临时占用园林绿地五十一至五百平方米，由区、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逐级签署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三）砍伐或移植树木一百零一株以上或临时占用园林绿地五百零一平方米以上，由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四）同一单位或个人十二个月内连续申报在同一地点临时占用绿地或砍伐、移植树木的，不予批准。

县（市）、矿区临时占用园林绿地五百平方米以下、砍伐或移植树木一百株以下的审批权限，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规定；超出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权限的，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报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市人民政府审批。

第二十三条 经批准占用园林绿地和砍伐或移植树木的单位和个人缴纳以下费用：

（一）损毁植物和绿化设施的，缴纳植物和绿化设施补偿费。

（二）长期占用园林绿地的，缴纳长期占用费；临时占用园林绿地的，缴纳临时占用费。

（三）砍伐树木的，缴纳相应株数的补栽保证金并补栽砍伐数量三倍的树木。

收取的费用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用于补栽补种，专款专用，不得挪用。

没有交足补偿费和异地重建面积不落实的，有关部门不得批准开工。

第二十四条 对古树名木必须严加保护。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古树名木档案和标志，指定单位和人员养护管理，严禁破坏和砍伐。因特殊需要迁移古树名木，必须经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五条 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兼顾地上、地下管线安全使用和树木正常生长的原则，适时对树木进行修剪，在管线下新栽树木应选择合适的树种。管线管理部门因管线建设工程需要修剪树木时，必须经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修剪，管线管理部门交付有关费用。

因不可抗力致使树木倾斜危及管线安全和正常运行时，管线管理单位可以先行修剪、扶正或者砍伐树木，同时向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六条 严格控制在城市园林绿地内设置商业、服务摊点、广告等。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拒不缴纳少建绿地补偿费的，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补缴，并处应缴款额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完成。逾期不完成的，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代为绿化，并处未完成绿化建设面积应投资额两倍的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该工程设计费或工程承包价款总额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完成，并对建设单位处以每平方米五元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视情节轻重作以下处理：

有（一）项行为之一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处以二十元至五十元罚款。

有（二）至（六）项行为之一的，责令迁出、拆改、清除、停止侵害，除赔偿损失外，并对其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

因交通、生产等事故和其他原因损坏花草树木及绿化设施的，按补偿标准赔偿，并对直接责任者处以三百元至五百元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造成损失的负赔偿责任，并按损失补偿费的五至十倍处以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擅自砍伐、迁移、损伤古树名木，或损伤古树名木致其死亡的，责令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并按损失补偿费的五至十倍处以罚款。擅自砍伐、损伤古树名木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直接责任人员或者单位负责人，除按以上条款处罚外，情节严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拒绝、阻碍园林绿化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园林绿地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损失和挪用收取绿化费用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经济处罚和行政处分。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日起施行。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发布的《石家庄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评议

刘长秋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 200020）


摘 要：台湾省是我国颁布有关器官移植立法的最早地区，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是台湾省在器官移植方面的首部立法，该条例对我国大陆的器官移植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简单分析了该条例的特点，并就其缺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评介

抗生素的发现与器官移植被称为20世纪两个最重大的医学发现，而器官移植则更被视为“21世纪”医学之巅。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器官移植又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器官移植重新获得了健康。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器官移植起步较晚，但发展却极为迅速，目前已在肝移植、肺移植等方面迈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然而，与此极不相称的是，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在器官移植方面进行全国性立法，这不仅极不利于我国医患关系中涉及器官移植部分的法律关系的调整与规范，也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与应用。1987年6月19日，台湾省在我国境内率先通过了一部专门规范人体器官捐献的《人体器官捐献条例》，该条例的出台，较好地规范了与器官移植有关的医事行为，也较为有效地保障了台湾省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内容与特点，借鉴其在该方面的成功立法经验，对加快祖国大陆器官移植的立法步伐无疑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拟就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简作评介！
一、《条例》的主要特点
《条例》共25条，对包括《条例》的制定依据、器官类目的指定、脑死亡的判定以及罚则等在内众多内容进行了规定。
（一）《条例》是一部器官移植技术发展与应用的保障法
法律作为一种具有普遍约束效力的社会规范，都有其制定的目的。作为台湾乃至中国首部有关器官移植的地方性立法，《条例》首先对其本身的目的进行了明确规定。根据《条例》第一条之规定，该条例旨在保障医师摘取尸体或他人器官并施行器官移植手术，以恢复人体器官的功能或挽救生命。这说明，《条例》是一部旨在保障器官移植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专门法。这在《条例》第三条、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对“器官类目之指定”、“人体器官保存库之设置”以及“捐赠器官者其亲属之表扬及丧葬费之补助”的规定中都体现了这一点。根据这些规定，用于器官移植的器官的类目由卫生主管机关依实际需要指定，这些器官包括组织；医学院为妥善保存摘取的器官，应设置人体器官的保存库；捐赠器官供移植的死者亲属，可以获得市或县（市）的表扬，家境贫困的还可酌情获得一定的丧葬费补助。笔者以为，对移植器官类目指定的规定，可以保证那些技术上已相对成熟而临床医疗实践也已获得极大成功的器官移植被获准进行，而将那些移植风险还相对较大、成功率不高的器官移植排除于可以进行移植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之列，有利于保障医师施行器官移植的成功率，提高器官移植技术的临床应用。对人体器官保存库设置的规定，可以使经由捐献而来但又未能及时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获得较好的保存，有利于保障移植器官的质量及医师对器官的利用。而对“捐赠器官者其亲属之表扬及丧葬费之补助”的规定，则有利于公众自愿捐献器官，使器官移植获得更多的供体来源。上述规定都有利于医师施行器官移植手术，有利于对病人生命的拯救，体现了《条例》对器官移植的支持与保护。
（二）《条例》较好地注意了与其他立法之间关系的协调
作为器官移植的专项法，《条例》较好地注意到了自身与其他立法之间关系的协调。表现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中，《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而涉及刑事责任者，依有关法律处理之。”而第二十三条则规定：“器官移植手术属于人体试验部分，应依医疗法有关规定办理。”这两项规定表明，《条例》充分考虑到了人体器官捐献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刑事问题及普通医事问题，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指明了具体的法律适用，这就较为恰当地解决了该《条例》与其他立法之间在适用范围上可能产生的冲突，协调了与其他立法之间的关系。
此外，《条例》第一条第2款规定：“本条例未规定者，适用其它法律之规定。”该规定明显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好处：其一，较好地照顾了《条例》与台湾其他现行法的关系。器官移植作为一种复杂的医事行为，涉及诸如生命健康权、身体权、知情权、过失杀人、医疗事故、对器官移植行为的监管等众多问题，《条例》作为器官移植方面的专项法不可能将这些问题一概纳入其规制范围之内，而显然应将其分别让位于各个相应的部门法（如民法、刑法、行政法等）来加以解决。《条例》第一条第2款的规定无疑为其他各部门法介入对上述问题的规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其二，《条例》的上述规定也为今后的器官移植立法留出了余地。作为台湾首部器官移植方面的专项法，《条例》没有也不可能将器官移植中的所有行为都规定得毫无遗漏，随着将来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及临床应用，肯定还需要出台更多相关的法律（如脑死亡法）来配合它的实施。为此，需要它为将来器官移植法的制定留出一定的立法空间，而《条例》第一条第2款的上述规定无疑客观上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因为依照该规定，在某些问题没有明文法律加以规制时，应“适用其它法律之规定”，而这里的其他法之规定显然也应当包括为弥补该《条例》之不足而于将来制定的器官移植法。
（三）在判断死亡的标准方面，《条例》坚持了二元标准
在已制定过器官移植立法的国家和地区中，对脑死亡的处理往往具有较大的难度。理论上，心死亡作为传统的死亡判断标准，对器官移植的效果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人体某些器官的移植（如心脏、肝脏等）往往对供体的器官有着较高的要求，在供体心死后再进行移植，其效果大都不很理想，不仅移植的成功率会大打折扣，且移植后病人的成活期也普遍较短。而脑死亡目前还没有像心死亡那样为公众所普遍接受——尽管现代医学的发展已经证明在人脑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即使其心跳依旧，也绝对不可能会再复活。这就使得医师无权从脑死心跳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从而极大地阻碍了器官移植的临床应用，使不少患者仅仅因为器官不够新鲜而成为器官移植的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做法。一是制定脑死亡法与脑死亡判断标准，明确将脑死亡作为取代心死亡的一项死亡判断标准，允许医师从脑死亡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二是依旧坚持传统的心死亡概念，拒不承认脑死亡，禁止医师从脑死心跳者身上摘取器官。而我国台湾的做法显然体现出了较大的灵活性。一方面，它依旧坚持将心死亡作为判断人死亡的基本标准，但同时又不否认脑死亡标准，而将脑死亡标准作为了心死亡标准的辅助标准。体现在具体规定中，《条例》第四条（自尸体摘取器官之时间及脑死之判定）及第五条（脑死判决医师施行移植手术之禁止）规定：“医师自尸体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术，必须在器官捐赠者经其诊治医师判定病人死亡后为之。前项死亡以脑死判定者，应依卫生主管机关规定之程序为之”、“前条死亡判定之医师，不得参与摘取、移植手术。”就是说，依照《条例》的规定，医师摘取死者的器官应当在器官捐赠者的诊治医师以心死亡的标准判定其死亡之后才可以进行；当然，器官捐赠者的诊治者也可以脑死亡为标准来判定器官捐赠者是否死亡，但这样做需依卫生主管机关规定的特殊程序来进行；而为了防止医师舞弊，《条例》禁止对捐赠者作出脑死亡判定的医师施行器官摘取和移植手术。这样的规定，相对于单纯接受脑死亡而拒绝心死亡或单纯坚持心死亡而排斥脑死亡的做法而言，显然要灵活了许多，也科学了许多。因为这样一来，对于那些已接受脑死亡并作出器官捐献意思表示的人来说，在其脑干死亡后，医师有权从其身体内取出所需要的器官用于移植；而对于那些不接受脑死亡的人来说，医师要想摘取其捐献的器官，则依旧需要在其心跳完全停止之后才可以进行。在死亡的标准上，捐赠者具有了选择权。
（四）《条例》确立了符合各国器官移植立法规律的基本原则
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原则：
1. 器官移植的安全保障原则：器官移植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现代医学技术，尽管目前各国的器官移植手术都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但相对于一般的医学技术应用而言，它依旧潜藏着巨大的医疗风险。《条例》充分考虑到了这种风险的客观性，并为这种风险的预防规定了具体的应对策略。根据《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及第十三条的规定：施行移植手术应依据确实的医学知识，符合医学科技之发展，并优先考虑其它更为适当之医疗方法；医师自尸体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术，必须在器官捐赠者经其诊治医师判定病人死亡后才可以进行；参与捐献者死亡判定的医师不得参与摘取、移植手术；医师施行器官移植时，应善尽医疗及礼仪上必要之注意；医院、医师应在报经卫生主管机关核定其资格及器官之类目后，才可以施行器官摘取、移植手术；医师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术，应建立完整医疗纪录；经摘取的器官不适宜移植者，应依卫生主管机关所定的方法处理。这些规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器官移植的风险性，保障器官移植的安全进行，防止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和生命健康损害。
2. 人体器官捐献的无偿原则：在人体器官的捐献方面，《条例》坚持无偿捐献原则，反对人体器官的有偿买卖。为此，《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提供移植之器官，应以无偿捐赠方式为之。”这说明，《条例》提倡捐赠者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无偿捐献自己的身体器官，是该《条例》的一项基本原则。
3. 人体器官捐献的自愿原则：除了在人体器官捐献方面坚持无偿捐献原则之外，《条例》还将捐献者自愿捐献器官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为此，《条例》第六条及第八条分别对医师摘取尸体器官和活体器官的的问题进行了规定。据此，医师自尸体上摘取器官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死者生前以书面或遗嘱表示同意；（2）死者最近亲属书面同意；（3）死者生前有捐赠的意思表示，且经两个以上的医师书面证明的，但死者身分不明或其最近亲属不同意的除外。而医师摘取活体器官则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捐赠器官者须为成年人，并应出具书面同意及其最近亲属二人以上的书面证明；（2）摘取器官须不危害捐赠者的生命安全，并以移植于其三亲等以内的血亲或配偶为限。[1] 可见，“自愿”（或“同意”）是医师从捐赠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的最基本要求，只有在符合自愿的前提下，摘取捐赠者器官的行为才被认为是合法的。
4. 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特殊保护原则：器官移植手术是一种高难度的手术，手术过程中会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未成年人作为正处于生理发育最佳时期的一类特殊社会群体，在如对摘除器官后的承受能力、对被摘除器官的未来健康需求等许多方面都还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容易引发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事件发生；加之未成年人一般都缺乏足够成熟和理性的自我判断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对器官移植的后果等都难以具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理解，容易遗留问题和纠纷。因此，在人体器官的捐献方面，各国一般都对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给予了较为特殊的保护，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条例》借鉴了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将器官捐献者的范围限定于成年人。[2]
二、《条例》的几点缺陷
作为台湾乃至中国首部有关器官移植的地方性立法，《条例》对台湾岛内及整个中国今后的器官移植立法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然而，另一方面，该《条例》也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条例》制定的目的不利于该法获得应有的社会认同
人体器官捐献法固然应当是一部旨在保障医师顺利摘取人体器官用于器官移植以拯救生命的法律，但它更是一部保障器官移植安全、规范进行的法律。人体器官捐献法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保障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更在于规范人体器官移植行为，保障器官移植安全和规范地进行，保护好器官移植供受体的合法生命权益。而通过以上我们对《条例》制定目的的介绍中，我们不难看到，《条例》重视了对医师摘取器官以顺利施行移植的保障，但却忽略了对器官移植供受体权益的保护问题，而这样规定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很容易使公众产生如下误解，即：人体器官捐献法是医师进行器官移植的保障法，而不是器官移植供受体利益的保护法。这不仅与人体器官捐献法的实质相背离，且不容易使公众正确理解和接受器官移植，无益于《条例》的社会认同。
（二）对捐赠者范围的限定过于狭窄
《条例》对捐赠者的范围作了比较狭隘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器官的捐赠者必须是患者三亲等以内的血亲或配偶。这就大大限制了器官移植供体的来源，不利于器官移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利于医师对生命的救治，这是因为，在患者三亲等以外的血亲以及其他人员中，有时并不乏自愿捐献器官以救助患者的人，而《条例》对捐赠者范围的狭隘界定，实际上是对其他人员捐献器官的禁止，因此，在患者三亲等以内的血亲或配偶不愿或无法捐赠其器官时，即使患者三亲等及配偶之外的其他人在其器官符合医学标准而其本人也愿意毫无代价的捐献自己的器官以救治患者，依照《条例》的规定，医师也不能从其身体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这明显不利于对患者生命的救助，也无益于器官移植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与临床应用。
（三）没有赋予捐赠者对器官捐赠协议的变更权
器官捐赠的本质是器官捐赠者捐献对被捐献者器官的处理。[3] 由于传统的生命观念与民法理论都禁止将人体器官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使得人体器官的性质在法律上较难界定，不能完全按照物权法的理论与实践去处理器官捐赠行为。因此，对于器官捐赠者依法签订的器官捐赠协议，法律应当予以灵活的保护，在捐赠者毁约而解除捐赠协议时，应视不同情况而给予适当的支持。这既是器官捐赠协议这一特殊民事协议的内在要求，也是鼓励更多人自愿捐献器官或遗体的基本需要。因为，只有当人们认为法律是在真正保护器官捐赠者的利益时，他们才乐于作器官捐献者，乐于捐献出自己或自己亲属的器官或遗体；而法律赋予他们对自己签订的器官捐赠协议以变更权，无疑是给予了他们更大的自主权，这易于使他们认同器官捐赠，从而激发他们捐赠的积极性。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器官移植立法都对捐赠者变更捐赠协议的权利给予了重视。例如，祖国大陆首部有关器官移植的地方性立法——《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已于2001年3月开始实施）就明确规定：遗体捐献人应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后，捐献人可以变更登记内容或者撤销登记。登记机构应当按照捐献人的要求，及时办理变更或者撤销手续。”[4] 而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显然没有赋予器官捐赠者变更器官捐赠协议的权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省在人体器官捐赠方面的一个不恰当立法理念，即重在保障器官移植手术对供体器官来源的需要（也就是重在保障器官移植受体的生命利益），[5] 而非保障器官移植供体的生命利益。而实际上，相对于受体的生命利益而言，供体的生命利益更应当受到保障，因为无偿捐献器官是《条例》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无偿捐赠的情况下，供体是甘于付出而又完全得不到回报的一方，作为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平衡器，法律只有优先且重点保护供体的利益才更符合法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而在这一点上，《条例》显然没有很好地予以考虑。

注释：
[1]这里所称的配偶，是指与捐赠器官者生有子女或结婚三年以上的人，但结婚满一年后始经医师诊断罹患移植适应症者，不在此限（参见《条例》第八条第2款）。
[2]参见《条例》第八条第1款。
[3]这里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捐赠者对其本人器官的处理，二是捐赠者没有相应的意思表示但在其死后其近亲属对其遗体器官的处理。
[4]参见《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第12条、第13条与第14条。
[5]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供体器官来源不足已经成为影响器官移植临床应用的主要障碍，从短期来看，捐赠者变更捐赠协议无疑会进一步减少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影响到对患者生命的救治。
（本文发表于《台湾法研究》，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