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法官裁判的方法

台湾法学家王泽鉴说：“法律的适用，乃法律的发现，就民法而言，其思考过程，通常分为三个阶段，即法律解释，法律补充及超越法律的法律之发现。”法律的发现以及在法律的发现方法学习中的一些体会和认识，以期能自觉运用科学的民事裁判方法指导民事审判工作，提高审判效率，使民事判决更接近公平正义。

法律发现的方法与心理学动力定型按照心理学上对动力定型定义，动力定型是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个人比较稳定地从事某一活动，客观刺激的系统经常按照一定前后和强弱作用于有机体，由于大脑皮层有系统性活动的机能，能够把这些刺激有规律地协调成为一个条件反射链索系统。动力定型的特点是当它已经形成后，一旦有关刺激物作用于有机体，条件反射链索就自动出现，所以动力定型又称为自动化了的条件反射系统[注解1]。动力定型形成后可以大大节省我们的脑力和体力消耗，减轻我们的负担而提高功效。法律人整天从事认定事实，法律适用工作，如果我们养成一种科学的裁判思维习惯（法律发现的习惯），从而达到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方法审判民事案件，就可以提高审判效率，保证裁判的准确性，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这也是法律人研究法律发现（法律的适用方法）的重要意义。

审判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法律方法论是一种对法官非常实用的理论，它能帮助法官通过一种比较科学，比较严谨思维方法，找到一种对个案而言正当合理的，同时又符合现行法的裁判方法。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制定的法律大多较为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注解2]。我国法学研究在近20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法律发现的概念却很少被法学理论界所使用。现代司法要求法官审判活动朝着职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而当前法院申诉案件数量居高不下，社会反映比较强烈。由于我国在选任法官方面的实践不够成熟，相当一部分法官在裁判时还满足查找法律条文，对号入座，一旦遇到法律笼统甚至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便无所适从，甚至还可能判出错案来。这主要因为我们的审判工作缺乏比较一致的执法标准和全国通行的一致的审判方法。

我对法律方法的认识过程。
我和大多数基层法院的法官一样，是到法院工作后，才开始学习法律的。原来在审判中遇到疑难的法律问题，就去请教庭长，请教分管业务的院长，或者请教上级法院的法官。为了学习法律我自己购买了大量的民事案例，从“临摹”开始学习办案，还好，基层法院的许多民事案件，或多或少都能在案例中找到“样板”。我从案例分析中开始对案件涉及到的法律概念，构成要件，适用范围有了初步的了解，也通过案例分析认识了许多知名的法学专家。随后，我购买一些民事法律的大学教材进行学习，同时还特别对法理学进行多次反复地学习，终于从“临摹”到自己开始写字了。但是对民事案件的裁判方法，适用法律的方法，我还停留在蒙胧阶段。虽然对法理学进行了系统，深入地学习，当然法理学知识是学习法学的基础，审判业务有些提高，但是对裁判方法类知识知道得很少，更谈不上科学的审判方法。直到1999年底在全省法官培训中接触到梁慧星教授的《法律解释》小册子，尽管当时还没有完全领会，但是却发现法律发现的知识对于法官审判实践的指导非常重要。民事审判本应该有它本身的规律，只是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学习和总结。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仔细阅读了王泽鉴先生的《法律思维和民法实例》，才对民事案件的裁判方法有了一个更深入地理解。然而民事案件的裁判方法，也就是法律的发现涉及到法学基础理论，逻辑学知识，民法实体法，并非我们一下子可以全面领悟的。我在学习中也看到法律的发现方法（裁判的方法）的科学和严谨，熟练理解并运用可以提高审判效率，保证裁判的科学，准确，公平，我感到法律发现的方法与民事法律知识同等重要。法律知识就如同是粮食，人不可以直接食用，法律的发现的方法如同是烹调过程，只有经过烹调，人们才享用美好的食物。同样只有正确地掌握运用的法律发现的方法，我们审判案件才能做到准确，严谨，并且提高效率。

从学习法律发现的方法中，我感觉到法理学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的构成，法律效果推理的三段论（也就是法律发现的方法逻辑结构），法律发现的方法里“涵摄”的概念，法律规范的行为模式的构成要件的分解，案件法律事实整理提炼法律要素的过程，对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进行界定和解释，法律的选择和适用，对没有法律规定的案件依照法律原则和法理进行判决的这些法律发现的方法都非常重要，对民事审判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也是民事审判的真正诀窍所在，或者许多高明的法官没有将这些法律发现的思维过程写在判决书上，但是准确的适用法律规范的整个过程是少不了这些法律发现的思维环节的。

下面我将根据审判实践论述我对上述法律发现的方法的理解和认识。
法律方法的概念及意义。
台湾法学家王泽鉴说：“法律的适用，乃法律的发现，就民法而言，其思考过程，通常分为三个阶段，即法律解释，法律补充及超越法律的法律之发现。”[注解4]法律发现在民事审判实务中的真正含义，是在民事审判实务中，从已经查明的法律事实，寻找适当的法律，或者依据法律原则，法理作出公平正义的判决的思维过程。所以法律的发现，也叫法律的适用，也可以叫民事裁判方法。法律发现亦称法律方法，是法学中最具实践价值的学问。

成文法和法律规范逻辑构成中国是成文法国家，是不承认判例具有法律效力。对当代中国法律实践来说，法律由法律规则，原则，概念三部分组成的。法律规则也叫法律规范，但是法律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法律规范，也叫法律规则。法律规则的数量大大地超过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的数量，而且法律的发现最主要是发现可适用法律规则。从逻辑上讲，每个法律规范都是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构成的。行为模式是概括了的，抽象的行为，它不是行为本身，也不是行为的具体细节，严格说法律规范应该由法律事实和法律后果构成比较科学，而法律事实包括事件和法律行为，而行为又包括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法律后果一般是指法律对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赋予的某种结果，法律责任是一种不利的法律后果。

按照梁彗星先生的说法，法官裁判案件的工作有两类，一种工作是认定事实，处理事实问题，一种是法律适用，处理法律问题[注解5]。处理法律问题就是法律的发现，就是民事裁判方法。当一个法官通过开庭，当事人举证，质证和法院的认证后，就得到法院认定查明的事实。法官下一步工作就是做法律适用的工作，就是法律的发现工作。找法有三中可能性：一是有法律规定，而是没有法律规定，三是有不确定的法律规定[注解6]。为了便于论述，我将上述三种情况分为四种情况：一是找到法律规定包含法律的概念，或者概念不确定；二是发现有几个类似的法律规定，如何进行选择？三是发现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即有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的法律规范；四，没有法律规定。下面将分别论述。

找到法律规定包含法律的概念，或者概念不确定怎么办？
当我们进行法律发现的过程中，如果找到的法律规范属于法律概念或者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就要对这些法律概念或者不确定法律概念进行解释，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范围进行界定，使之明确具体化。由于法律规范具有普遍性，概括性，这法律的特性。同时为了使法律整齐，简洁，一般来说上审判适用的法律和颁布的法律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就是需要对法律概念或者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进行解释，沟通两者，使法律被具体适用到案件审判里。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解释方法乃成为法学方法论的核心，就如同大米是粮食，并不能直接食用，但是必须烹调，人方可食用，法律规范必须经过解释，才能被适用也是一样的道理。

王泽鉴先生在《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说，法律的解释，乃成为法律适用的基本问题，法律必须经过解释，始能适用。法律用语模糊的，必须加以阐明明确，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或者概括的条款，必须加以具体化。法律规范的冲突，也需要解释来调和。德国法学家萨维尼说，解释法律，系法律学习的开端，并为其基础，系一项科学的工作，但又为一种艺术。

美国大法官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引用了格雷在他的《法的性质和渊源》书中一段话。格雷说：“甚至制定法也不是法律，因为必须由法院来确定其含义。法律就是法官所宣布的东西；制定法，先例，博学专家的意见，习惯和道德都只是法律的渊源。”[注解8]本杰明.卡多佐在他的《司法过程的性质》还引用了杰思罗.布朗在他的《法律与进化》书中一段话。杰思罗.布朗说：“一个制定法只有在法院解释之后才成为真正的法律。”

一般说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就是一个肯定的判断，但是判断里的概念如果不明确，那么判断起来，就很麻烦。如果针对案件的事实，寻找法律，却发现一个概念不是确定概念。法官得结合按的具体情况，对法律概念外延不太确切的法律概念进行界定，进行解释，说明它属于法律规范里的概念范围，否则就不可以作为判决的依据。 比如：侵权行为法里过错原则里过错的概念，《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过，集体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律规范根本没有就什么是过错进行定义，但是我们要进行审判，要在判决书里引用该法律条文，我们必须对过错有个一般的定义，这就需要对过错进行解释。参照王利民在《侵权行为法》一书里过错解释，过错的主观标准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引起的后果可以预见，没有预见就是有过错。而客观标准是和一个普通人或者“良家父亲”的行为与行为人的行为进行比较，如果一个普通人或者“良家父亲”置身于行为人的环境里不会有行为人的行为，那么行为人就有过错。比较合理的过错定义是，过错是支配行为人从事在法律和道德上应该受到非难的行为的故意和过失状态。[注解10] 例如：合同法里规定，如果合同一方“根本违约”，也即一方违约致使另一方订约目的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合同法规定合同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那么什么是“根本违约”？法律规范的条文里并有解释，王利民在他的《违约责任论》里，是这样的解释“根本违约”的，他例举《合同法》第148条规定，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注解11]实现合同目的又是什么呢？有什么条件？什么样的情况属于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呢？除合同法148条规定，还有什么呢？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国际经济法概论里解释说，买方不支付货款，卖方不交付货物，是剥夺了他方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的东西，是很明显的“根本违约”。[注解12] 我们应该从法学教材，学者的学说，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将法律概念或者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具体化，然后再适用。

发现有几个类似的法律规定，如何进行选择？

当我们寻找适用的法律规范时，出现有几个法律规定都可以适用。当出现有几个法律规定都可以适用的情况，我们应该适用哪一个法律呢？对于一个法律事实，法律往往有若干个法律里都有规定。这里面涉及两个问题：一种情况是，有几个法律规定都可以适用的情况，这几个法律规定彼此不矛盾；还有一种情况是有几个法律规定是相互矛盾的。有几个法律规定都可以适用的情况，这几个法律规定彼此不矛盾，民法适用的一般原则是：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强制性规定优先于任意性规定。例外性规定优先于一般性规定。具体性规定优先于原则性规定。新法优先于旧法。例如：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民法通则》有规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也有规定，到底适用哪一个，最高法院曾经下发了专门司法解释，赔偿数额的计算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就是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具体性规定优先于原则性规定。如果出现有几个法律规定都不一致或者是相互矛盾当上位法和下位法相矛盾时，应该优先适用于上位法，而舍弃下位法。因为下位法不能和上位法相矛盾，下位法要服从上位法，一切法律服从宪法，否则无效。

发现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即有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的法律规范，如何适用该法律规范？

（一）法律方法的逻辑结构。当我们在寻找法律的，也就是寻找推理的大前提时，如果我们发现了有唯一一个法律规定可以适用。一般简单的案件，而且是我们经常办理的简易案件。我们可以从我们熟悉的法律规定找到可以适用的法律规定。但是发现这一条款，真正把它适用还需要进行下一步工作，即对该条款的概念，内容，适用范围和构成要件进一步，只有在证明了某种案件法律事实（或者行为模式）的法律要素（S）具备了法律规范（T）法律事实或者行为模式构成要件里的一个对象，那么该案件便可以产生该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法律后果或者说法律责任。

如果用逻辑上的三段论来表示，即法律规范（T）为大前提，而特定的案件事实（S）为小前提，以一定的法律后果（R）为结论。这种法律适用逻辑结构为：所有具备法律规范（T）构成要件时，适用法律后果（R）。某案件法律事实或者行为模式（S）具备了法律规范（T）构成要件，便可以适用法律后果（R）。上述逻辑推理三段论格式的含义是：凡对一类事物有所肯定，则对该类事物中的每一个对象也有所肯定。它的推理规则是：（1），大前提须是全称的，也即前提的外延是周延的，包含了它的全部外延。（2），小前提须是肯定的。

（二）对“涵摄”的理解。
在适用法律时，经常使用一个概念叫“涵摄”，它是指将特定的案件事实置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下，获得一定结论的思维过程。即以认定的案件事实是否适合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而获得法律规范的法律后果。

当我们在寻找法律的，也就是寻找推理的大前提时，如果我们发现了有唯一一个法律规定可以适用，我们如何适用它呢？首先把该法律条款的法律事实，或者把行为模式进行分解成几个构成要件。其次我们还要把审理查明案件事实进行提炼，整理成具备某些法律要素的法律事实或者说行为模式，也就是把把查明的案件事实进行提炼，也就是整理法律要素的过程，这是为了方便和抽象化的法律规范的法律事实或行为模式进行比较，就是“涵摄”的过程。按照王泽鉴先生的说法是，“涵摄”指将特定的案件事实，放在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里面，以获得一定的法律后果的思维过程。[注解13]也就是认定某个案件事实是否符合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从而发生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是在逻辑上证明小前提是否是在大前提里的一个事物，是否是大前提里的一个对象，从而进行正确推理，得出结论过程。按照王泽鉴先生的说法，此种法律的发现过程，必须不断地往来穿梭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和案件的事实之间，由案件事实，探寻适合的法律规范，由法律规范里构成要件认定案件的事实。这才是对“涵摄”的正确理解。

（三）对大前提法律事实或者行为模式构成要件的分解。
在寻找法律规范，进行“涵摄”比较的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和案件的事实时，最重要的最复杂的就是将法律规范的行为模式或者法律事实，进行分解构成要件的过程，一般的来说这些工作都是由法学家通过教材或者自己的学说来完成的。比如侵权法里的王利民对过错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的分解，一个是有过错，二是有因果关系，三是有损害事实。而在《民法通则》里的，有关过错责任法律规范条文却是一句话，没有对法律事实或者行为模式进行分解，《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过，集体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然而过错责任原则，毕竟是抽象的，概括的法律规则，作为对侵权法的基本规范和功能的高度概括，它并不是审判人员在具体案件中作出责任是否构成的判断的具体规则，它本身不能提供一种归责的具体判断方式，而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侵权行为人只有在符合一定条件下，才承担侵权民事责任，这需要审判人员对对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和外在的行为的正当性，损害事实，损害事实和行为人的行为有无因果关系进行分别判断后，才可以作出行为人是否承担侵权民事责任的结论，而这个判断过程是复杂的，而在法律条文里是根本没有的，它只存在教材里和学者的学说里。

按照王泽鉴先生说法，“涵摄”过程是一项谨严，精致，艰难的法学思维过程，一方面必须从法律规范去认识案件事实，一方面亦须从案件的事实去探索法律规范，剖析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来回穿梭二者之间，须至完全确信的，案件的事实完全符合所有的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涵摄”工作才高完成，才可以适用该法律，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注解14]这是法律方法里最具有美丽的过程，也是法律方法里的金针度与之处。梁彗星先生在他《裁判的方法》书里，对“涵摄”没有进行深入地研究，但是“涵摄”它是整个法律发现过程中，并且是法律适用过程最关键的地方。它详细论述在王泽鉴先生的《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一书中，德国卡尔.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里也有更深入的论述，只是卡尔.拉伦茨论述非常晦涩，比较难理解。
　　对此问题，学界众说纷纭。纵观学者提出的理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权利能力消灭说。这一学说又可以分为完全终止说、绝对终止和相对终止说。二是权利能力存在说，该说认为宣告死亡的法律“效力限于以其原住所地为中心的区域。若受宣告人并未死亡，而在其他地区生存，那么，其在该他地区不但仍然具有权利能力，而且其民事活动也不受影响。”
　　完全终止说即通说认为，自然人宣告死亡应发生与自然死亡相同的法律效力， 被宣告死亡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终止。我国台湾学者也一般认为，宣告死亡虽然非自然死亡，但应视同自然死亡，即具有使自然人消灭权利能力的效果。这一观点为本书所赞成。 但是，宣告死亡只是对失踪人是否死亡所作的一种推定，实际上失踪人有可能并未死亡.有学者认为，“被宣告死亡的失踪人多数情况下确已死亡，被宣告死亡而实际并未死亡者极少。” 当然，笔者也认为在现有科学技术条件下被宣告死亡人实际上已经死亡是一种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强调宣告死亡的完全不同于自然死亡（不能导致失踪人权利能力的消灭），实质上是站在失踪人利益保护的角度，将被宣告死亡的人的‘重新出现’作为一种 ‘常态’即可能性极大的事实来予以对待。” 笔者认为一项民事法律制度的设计应该尽可能兼顾利害关系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宣告死亡的目的只是重点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也就是并不否认应兼顾失踪人的利益。如果认为被宣告死亡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终止，那么就会导致与失踪人在其实际生存的地方所从事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的相对人,很可能以失踪人已是被宣告死亡人为由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从而损害失踪人的利益。有人也许会认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失踪人自己及相对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宣告死亡以溯及地恢复其民事权利能力。但是我们知道，某些失踪人由于出于种种原因如婚姻失败、家庭不幸等不愿向法院申请撤销宣告死亡，此即导致了失踪人生存地与失踪人有关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不稳定，即有可能损害失踪人的利益，也有可能损害相对人的利益。因此，只要存在损害法律关系中某一方当事人利益的法律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就有修正的必要。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被宣告死亡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可以分为绝对终止和相对终止。绝对终止是指在宣告某公民死亡时，该公民就已经死亡，即自然死亡在前，宣告死亡在后，在这种情况下，被宣告死亡的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绝对终止。相对终止是指被宣告死亡公民原住所地（宣告死亡地）为中心的区域的权利能力终止，而在他生存的区域（生存地）仍然有权利能力。 这种观点的提出试图在理论上对宣告死亡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解释，这一点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如果理论上能够把某一问题在实际情况中的现象一一解释清楚，这应该是理论研究的所要达到的周圆性，也是众多学者梦寐以求的。但是实际情况纷繁芜杂，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问题和新情况层出不穷，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因此想达到理论的周圆性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如果说绝对终止的观点还具有合理性的话，那么相对终止的观点则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所谓‘失踪人原住所或居所为中心’之表达，根本不具有确切的含义。何谓‘中心’？倘失踪人于失踪前在距其原住所万里之遥的地方实施了法律行为，是否仍为‘中心’之所及？很显然，宣告死亡的效力及于其失踪前所涉之一切法律关系，其并无范围之任何限制。而所谓‘原住所为中心’之外的‘范围’，在被宣告死亡的人生还事实出现之前，纯属虚构”。 因此，这种观点也未必能充分地解释实践的各种情况。
　　权利能力存在说认为宣告死亡仅发生与自然死亡相似而不相同的法律效果。 有学者对此提出在宣告死亡而且实际上已经自然死亡的情况下，在理论上会出现一个悖论，即实际死亡的人如何还能拥有民事权利能力呢？此种认识颇有理论至上的色彩。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也为实践中服务。制度的设计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反之，如果实践中不可能出现问题的，则设计解决该问题的制度则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只是在理论上为完善理论具有一定意义，但其只是空想而已。赋予自然人以民事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目的在于保护、限制自然人及其利害关系人通过其民事活动所获得的利益。在失踪人被宣告死亡且实际已经死亡的情况下，虽会出现理论的悖论，但在实际中却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因为一个实际已经死亡的自然人是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去获得利益、侵害他人利益以及被其他人侵害自己的利益。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既可以兼顾保护在失踪人被宣告死亡但实际并未死亡情况下失踪人自己和其生存地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同时也不会违背宣告死亡制度的根本目的；而且也可以充分解释为何《民法通则》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以及最高法院在《民通意见》第36条第二款规定：“被宣告死亡和自然死亡的时间不一致的，被宣告死亡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仍然有效，但自然死亡前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与被宣告死亡引起的法律后果相抵触的，则以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为准”。

　　北安市人民法院—刘宇